年轻人普遍变贫穷，原因何在？
导读：前几年参与创业的时候，曾经涉及到招人的事宜，为了节约成本，自然要想尽办法压低工资。来应聘的多为初入职场甚至尚未毕业的年轻人。在商量支付给对方的工资时，议价的空间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一路尽量把工资压低，本以为应聘者会即刻走人，没想到对方居然也会妥协应允。
年轻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似乎已经是一种共识。
前几年参与创业的时候，曾经涉及到招人的事宜，为了节约成本，自然要想尽办法压低工资。来应聘的多为初入职场甚至尚未毕业的年轻人。在商量支付给对方的工资时，议价的空间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一路尽量把工资压低，本以为应聘者会即刻走人，没想到对方居然也会妥协应允。
有一瞬间，我甚至觉得自己对他们的“剥削”有点过于残忍。年轻人对于工资的期待似乎并不高，也不像以往那么寄望于一份工作会给他们带来事业的多大变化。钱多少不要紧，先有份工作就好，不少人都持有这种观点。
以上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据统计，针对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显示，相较于去年，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期望月薪均普降千余元。总体的平均月新期待值，低于5000元。而如果我们把近三年的大学生期望薪资调查结果拿来对比，会发现薪酬的期望值总体而言这几年并没有明显增高，反而近期还有所降低。在资产价格普遍过高、货币越来越不值钱的今天，年轻人期待的工资不升反降，这等于说，年轻人正在不断变穷。
当下，年轻人对于工资期望偏低，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与同伴给他们的真实回馈，那就是，现在的公司能开的工资真的不高，因此求职时要现实点。第二是因为年轻人自己对于财富已经显得越加没有信心，甚至对此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不少人选择钱少但不累的工作，待在自己熟悉的“舒适区”。
当然也有个别打了鸡血的年轻人，二十几岁就宣称要搞一个千万级的大事业，毕业就创业，说是要在40岁以前实现“财务自由”。这类年轻人我觉得更不靠谱，因为，今天的年轻人想要获得所谓的财务自由，跃升为社会的富裕人群，其难度并不亚于六合彩中奖。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想要实现财富的提升，变得愈加困难了呢？其中原因，与经济的景气循环有很大关系。
在此，我们不妨以中国的近邻日本为例，来说明年轻人致富愈加困难并且不断向贫穷阶层滑落的原因。实际上，年轻人变穷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现象，很多国家都存在。其中日本的问题最为明显。并且，日本的学者对于青年贫穷的问题关注和讨论非常充分，对我们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日本的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社会为何对年轻人冷酷无情》一书里就全面检讨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观察，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的时代，根本不存在日本青年变穷的问题。当时，似乎人人都有机会挣大钱，青年人的致富机会也不少。但在经济泡沫破灭，日本经济增长变缓之后，年轻人无法获得收入提升的问题，才逐渐浮现出来。
山田昌弘把这个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人们的收入也飙涨，由此创造出一批中产新贵阶层，他们在有钱之后往往进行大额投资，占有了大部分的金融资产。之后时过境迁，虽经过起起落落，但这群已经老去的人至今仍然占有大部分金融资产。据统计，其持有的金融资产今天占据整体的60%。这其实是一种金融资产的垄断，使得后来的年轻人入场的门槛陡增。
此外，日本公司的终身雇佣制度，虽然使得企业里边长幼有序，貌似很有秩序，但实际上这种制度也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论资排辈，大批年长者占据管理和领导职位很多年，年轻人升迁的机会很小。在公司里没有升迁，意味着收入很难有大幅提高。
以上两种情况与中国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我们的企业也是非常讲究“论资排辈”的，高阶职位通常是被中老年人占据多年，年轻人要熬很长时间才可能升职，从而带动收入增加。看看我们国家的人口比例分布，可以更直观的了解这个问题。
据《人口统计年鉴》，中国职场中的中老年人比例（45岁以上）从过去的23%上升到约34%，而职场年轻人（29岁以下）则由20年前的46%下降到32%。这说明，公司里上年纪的人在变多，年轻人在变少。压在职场新人头上的大叔们怎么会主动把高薪职位让出来呢？毕竟，当年他们得到这个职位也是不易的。
当然，如果这一切仅仅就是因为人口结构老化，也就算了。大不了多熬他几年，年轻人还是会有出头的那天。不过，如今的新经济形态又摆了一个新的难题在年轻人面前，那就是，他们或许根本找不到高薪且稳定的工作。实际上，目前就业市场提供的最多的，是所谓的“流动性工作”。
何谓流动性工作呢？这是指那些具有临时性的、不需要复杂技能的、可替代性强、随时可以雇佣或解雇的工作类型。而这种类型的工作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都将大量的出现在所谓的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行业里边。而服务业，恰恰是年轻人就业的主要行业。
根据美国经济学者莱奇（Robert Reich）的判断，这种不稳定的流动性工作之始作俑者，就是时髦的“新经济”概念。所谓的共享经济，或者说是新经济，实际上是强行把劳动者从制造业生产线上剥离，用机器代替人力进行生产制造。这时候，劳动者必须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成为一个“服务者”，而不是以前的生产者。
比如原来本来可以当工人的，现在只能去送快递，或者去做产品推销，或者在工厂里做产品质量检测。这些大量存在的所谓“服务型”工作实际上都是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可替代性很强，报酬也不高。但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也就只能做做这类工作。
更严重的事情在于，这一类工作通常不会有长期合同（甚至不会有正式合同），这种朝不保夕的工作方式，使得年轻人的收入变得更加不稳定。因此，莱奇分析说，在服务型的新经济时代，利益受损最大的人，其实就是从事可替代性强的服务业的从业者。
除此以外，所谓的“共享经济”的概念，给了公司不给于员工长期合同很好的借口，因为打着“共享”的旗号嘛，所以工作变成了雇员和雇主之间一次次单独的交易和结算，而不是长期的合同。然而，对于职场上四五十岁的人来说，他们的合同反而往往是长期的。
你也许会反驳说，年轻人不一定要找这类低端服务业工作，他们可以选择一步到位做一个高大上的工作嘛。我想，类似的想法或许对于特别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和职场新人来说是可行的。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社会平均值，而不是个案。如果在一定时期内，整个经济体所提供的岗位大部分都是低端服务业，那么作为初入职场的普通人来说，是很难有其他选择权的。要知道，现在就业都不容易，能有份工作先做着就算不错了。
如果普遍变穷是年轻人都要面对的现实，并且年轻人自己也深信这是一个很难改变的现实，那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山田昌弘警告我们说，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年青一代在职场上失去斗志，不再追求事业的成功（因为反正追求了也没有用）。年轻人会转而追求一种“职场小确幸”，即是公司要闲暇时间多、事情少、离家近、办公环境舒适。自己呆着舒服就万事大吉，其他一概不管。
在我们的周围，追求“职场小确幸”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多。我想，这不是因为年轻人变懒散了，而是因为他们短时间内在职场实在很难追求到一种事业和财富的成功，于是选择窝在自己的“舒适区”里边，成为“身未老，心先衰”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