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应重新思考全球化战略
导读：全球化并未终结，只是表现形式与以往不同。企业只有洞悉变革背后的推动力，打造能够适应多极世界格局的业务形态，才能在全球化第四个阶段成称为赢家。
文章作者 |波士顿咨询公司：rindam Bhattacharya，Hans-Paul Bürkner，Aparna Bijapur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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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并未终结，只是表现形式与以往不同。企业只有洞悉变革背后的推动力，打造能够适应多极世界格局的业务形态，才能在全球化第四个阶段成称为赢家。
全球化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川普当选和英国退欧是全球化行将就木的标志。从历史角度看，全球化是全球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的演变过程，驱动因素是全球经济利益和地区政治利益的较量博弈，并已前者压倒后者为表征。全球化使外国直接投资和全球贸易大幅增长，加强了劳动力的流动，继而推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受英国退欧影响，市场、汇率和消费者信心进入新的动荡期，但早在英国举行退欧公投之前，延续长达200年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开始显露变动迹象。例如，作为评估全球化水平的一项传统指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已从1960年的6%跌至2015年的3%。尽管全球投资总额有所增加，但外国直接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却在持续下滑。
令人震惊的是，贸易（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之和，被视为全球化标志）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似乎出现了脱钩：贸易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比率从1960年到2008年增幅为35个百分点，但过去五年的增幅仅为0.2个百分点。
学术界、私人部门、各大智库和媒体的专家人士纷纷指出，以上指标均可以视作全球化终结的佐证。他们还指出导致制造业回迁的两大因素：一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二是新兴市场上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对此，我们持有不同观点。我们认为：与其说传统指标的下降宣告了全球化的终结，倒不如说它预示着全球化迈入了一个全新发展阶段，即：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重新平衡期。
要想成功把握新时期的机遇，企业需从新的角度看待全球化、采用新的衡量指标、设计新的框架，以摸索取胜战略。2016年5月，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JeffImmelt在面向学生的演讲中提及了其公司新的全球战略。他指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是时候大胆转身了……我们将采取本地化战略。未来要想实现可持续增长，既需要全球布局，亦需要本地能势。”
过去的全球化模式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世纪初，以蒸汽机的发明为触发点；随后西欧出现了大规模的电气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让后，这一阶段戛然而止。
20世纪50年代，全球化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规模化生产进入视野，美国企业率先在新兴市场建立出口供应链。70年代中期爆发的石油危机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80年代末，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低成本制造和服务得以外包，加上供应链趋于全球整合，全球化迎来了第三次的发展高潮。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
尽管过去几个阶段有着明显的分界，但从根本上讲，均是基于相同模式。这种模式背后的推动力有三种：
? 一个或者几个多个国家利用新技术手段，大幅提升生产力和产出。
? 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在过去三个阶段，西欧、美国和中国先后）扮演经济“增长极”角色，成为带动全球增长的火车头，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到25%，全球贸易增长约15%，继而带动其他国家，尤其是其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
? 良好的全球化治理体系和稳定的博弈规则，促进了跨境金融业务的增长和以贸易为引导的国内生产总值上扬。
上述三种力量相互集结，形成利于经济增长和全球更大范围融合的良性循环，使全球化经济利益继续盖过地区政治利益。
挥别过去：塑造全球经济新力量
如今，全球化已经迈进了第四个发展阶段。要想了解这一阶段，首先应当认识全球经济新的塑造力。
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数字技术通过三种方式打造新的全球贸易模式。第一，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生产力和竞争优势。据我们估算，韩国、德国、美国和中国等国制造业采用数字化技术后，中期内工人人均产出有望提升30%，劳动成本降低30%。这意味着企业需要重新思考其在全球化发展第三阶段已经确定的工厂定位和供应链布局。来自化工行业的一家国际性企业的首席运营官表示“规模曲线正在趋于平缓，如考虑到货物从低成本工厂运往全球各地的总体拥有成本，低廉劳工的成本优势荡然无存。”
面对上述转变，阿迪达斯已采取了应对措施。近期，该公司宣布将把部分生产从中国迁回德国，因为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进步使得德国国内生产更为合算。中期内，阿迪达斯计划使用数字技术优势在各主要市场投资建厂，从而进一步加快向客户交货的速度。（推荐阅读慎思行近期的推文《引领阿迪达斯成功变革的战略》）
随着其他企业纷纷跟进，这一转变将会对全球商品贸易、尤其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全球化第三个发展阶段的标志之一。
第二，商品贸易曾是全球化前几个发展阶段的主要推动力，如今却已陷入停滞，而全球服务贸易、尤其是数字技术服务正在高歌猛进。2014年，经合组织国家出口总额中服务所占的比重为25%，而1980年这一比重仅为17%。据耐用品行业的一家全球性公司负责人称，这一变化表明：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分界线日渐模糊，使得服务在多个行业的价值有所提升。航空业如今可以采用数字遥感技术来侦测飞机引擎的问题，导致飞机保养的经济成本出现转变，越来越不需要在某架飞机起降的各个机场派驻大量的机械技师。
最后，随着数字平台迅速发展，使得国界和按照国家区分的传统商业模式开始显得不再必要。如今，阿里巴巴和亚马逊平台商品贸易额高达7000亿人民币，2012年以来的复合年均增速超过了33%。
实际上，上述国际市场平台及其供应、交付体系正在替代（作为全球化前三个发展阶段共同特色的）复杂的供应链，给小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带来了便利。例如，中国某家手机企业利用上述以上一种平台进入印度市场，相比几年前进入该市场的一家竞争对手，该手机企业的进入速度更快、投入资金更少。未来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或将提议建立一个全球电商平台，以使中小企业接触全球各地的顾客、并向将世界各地的供应商进行采购，无须建立单独的供应链。
随着数字技术的冲击代表，意味着全球化第四个发展阶段不同于过去几个阶段。其一，由于掌控数字技术的不是一个或几个多个从中得利的国家，因此不会出现新的经济极。虽然新的技术在过去几个阶段取代了老技术，但数字技术难以（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全面代替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业。原因不仅是缺少诸如机器人程序师编程机器人等熟练技工，也包括政治上出于保护就业的需要而引入严格监管规定，从而延缓新技术的应用。
数字化虽然不会代替旧技术，但是仍将改变企业博弈规则和供应链，并且会影响如物流和跨国银行等业务规模庞大、足以支持全球贸易的等行业。
全球管控走向“去中心化”，博弈规则正在改变。在过去的全球化发展模式中，领先的七国集团经济体发挥了核心作用，制定管控一系列稳定的规则和制度，促进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但如今，即便七国集团内部也在质疑“开放模式”的价值，而英国退欧公投已是明显佐证作证。
1999年成立的20国集团囊括了多个大型新兴市场国家，标志着全球经济权力结构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相比七国集团，这些新成员国分别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在经济结构（如：金融体系由国家管控，存在大量家族式企业）和理念（如：在政策设计上更侧重国家调控，而不是发挥市场效率）方面差异很大。这表明，在经济政策及全球金融与贸易往来的参与规则方面要达成一致，不仅有难度，也是一项颇为复杂的工作。
随着全球治理角色从七国集团转向20国集团，某些结构性的转变导致金融和贸易机构出现去中心化现象，也削弱了既有的博弈规则。从贸易层面来看，随着一些区域性及子区域贸易协定，如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RCEP（仍处于磋商阶段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发展壮大，世界贸易组织管控的自由贸易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实际上，已生效的区域性贸易协定数量已经从1995年的50个增至如今的280个。
从金融层面来看，中国和某些新兴市场国家成立了若干颇具实力的新兴金融机构，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发展银行（NDB），起始资金均在1000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每年计划发放100亿到150亿美元的贷款，其金额之巨，足以令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力格局易位。
此外，通过直接收购私人企业、向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以及为国内优先产业提供发展贷款和补贴等方式，各国政府对金融流动和博弈规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008年至今，主权财富基金总额从3万亿增至7.2万亿美元，（虽则油价崩盘，但仍然）翻了一番以上；而《财富》500强企业中，（政府持多数股权的）国有企业占比从2005年的9%增至2014年的23%，公有资本已经开始处于与民间资本同等重要的地位位置。
新的全球化模式
过去200年来，已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其他地区通过资金、商品、服务和人口的流动，与西方国家日趋紧密的融合。然而数字化与去中心化的双重力量拆散了旧的全球化模式。全球化的市场及机会依然存在，但是面临的复杂挑战远胜往昔。
以往一家经济独大、单一技术主导、单一管控体系的模式正被多极发展的多样化世界所代替。企业必须应对多样化经济体、林林总总的管控组织和规则以及各种技术。全球整合不再单纯依靠现实高速公路进行；相反，无形的数据高速公路成为新的道路和运输路线，云存储技术也将成为新的运输载体和仓库。
在这一新阶段，增长依赖于全球贸易的程度将进一步减弱。新兴国家将更多地通过内部结构性改革（而非出口）来扩大内需和拓宽产业足迹（尤其是商品生产国），从而实现增长。印度便是明显的例子：出口不断下滑的同时，经济增速仍处于高位。而发达国家和中国将借助新技术和创新来提高生产力，将其作为拉动增长的主要手段。
全球化第三个阶段为人熟知的特点，是全球优化后的价值链。日后，新的价值链将整合数字技术与原有的低成本技术，提高产品与服务的融合度，借助独立式全球平台的增长势头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换。
此外（或最为重要的是）随着去中心化管控体系的出现，将会带来复杂性更高、波动性更大的新规则；其中包括地方性与区域性的规则，以期在国家政治利益和全球经济逻辑体系之间重塑平衡。这些规则会受到一些新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发展银行）的影响。其决策会更多地考虑国家和区域利益，而非全球性的问题。某跨国银行战略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将这一趋势称为“游戏规则之巴尔干化”。
企业该如何应对？
在全球化的第四个阶段要求企业跳出“全球本土化”的框条（即：将局部差异纳入全球优化的商业模式内），转而采用更注重具体国情的方法。在新的时期，要想创建可持续竞争优势，企业须大胆转变思维和商业模式。一开始，企业高管应当聚焦以下五大领域：
1. 战略框架。在制定战略选择时，摒弃过去以全球总部为中心进行全球优化的做法，转而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选择潜在国家市场时，除了评估市场规模和收入增长速度，还要对所在国政府的内部体制改革能力进行评估，三者缺一不可。
2. 企业思维。企业高管需要想出新思路点子，新方法，帮助自身及所领导的管理团队应对组织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去中心化带来的更大挑战。在新的阶段，企业还必须综合利用多种技术手段，与政府以及负责分配国家资本的其他机构合作管理复杂供应链。企业必须对各类监管理念和制度保持开放的态度。所有这些，都需要企业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
3. 商业模式。企业将会需要采用针对具体产业与国家、并且符合当地规章制度的不对称式组织模式、架构与流程。全球优化和标准化能够带来规模和高生产力的逻辑将不再适用— 不同国家的法人实体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4. 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部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除了自然灾害、财务或项目风险等传统风险要素，企业还需要考虑更为复杂的博弈规则，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利益的抬头。企业必须做好准备，面对不同的市场制定不同的风险战略和准备措施。
5. 成功指标。企业不能囿于用以追踪贸易和外国投资额增长的计量指标，而应当推行能够跟踪数字流量、全球平台增长、专业技能获取便利度、国家资本增长与覆盖面的指标。传统指标是针对全球优化度，而以具体国情为侧重点的新指标则针对企业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印迹和深入程度；企业需要在新旧两套指标之间取得平衡。
全球化并未终结，只是表现形式与以往不同。认清现状、采取行动，正当其时。企业只有洞悉变革背后的推动力，打造能够适应多极世界格局的业务形态，才能在全球化第四个阶段成称为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