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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佬走在高考岔路口:罗永浩辍学到创办锤子花了23年

来源:首席人物观 发布时间: 2018-06-07 11:43:57 编辑:诚富

导读:人生没有“如果”,很多人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无从得知另一条路的风景。高考这个岔路口,也是如此。

人生没有“如果”,很多人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无从得知另一条路的风景。高考这个岔路口,也是如此。

罗永浩抬头看了看老师办公室的表,距离放学已经过去两个小时。

“老师,我改。”听到罗永浩的妥协,这位老师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但下一秒,她立马愤怒地抓起办公室的扫把,劈里啪啦地打在罗永浩的身上。

原来在一篇名为《我漫步在金色的校园》的作文里,当其他学生都写“五星红旗飘扬在校园上空”时,唯独较真的罗永浩写的是“校园里没有风,五星红旗耷拉在校园上空”。而改过之后的版本也没好到哪里去——“说来也怪,尽管校园里没有风,但是五星红旗仍然飘扬在校园上空”。

很多年后,当罗永浩开始在全国开展《我的奋斗》巡回演讲时,隔着“小有成就”的滤镜往回看,这段在当时充满委屈、愤怒甚至是泪水的回忆,变成了当事人标榜个性的佐证,台下粉丝报之以大笑。

但没法戏谑的事实是,罗永浩后来真的在学校待不下去了。在那所靠家里走关系才挤进去的高中里,他始终格格不入。1989年,17岁的罗永浩从延边第二中学退学了,也因此无缘高考。

那年7月,全国有266万人走进了高考考场,大多数人自此迎来人生拐点。

丁磊以超过重点线1分的成绩,被电子科技大学录取了。这位宁波考生曾经在15岁就组装了自己的第一台六管收音机,他想过学计算机,但遭到了父母反对——在他们看来,坐在计算机前就像照X光,辐射对身体有害,因此他们告诉丁磊“什么专业都可以选,计算机不要选”。

跟多数第一次参加高考的人一样,少年丁磊选择学校和专业时,并没有太多自己的主见。

跑到天府之国后,他发现自己所在的班级只有30人,学校气氛也如成都这座城市一般安逸。他开始泡图书馆,当初招生简章里“该校拥有数万册电子专业类藏书”是最吸引他的表述之一。辅导员陈兴后来评价丁磊:“他比别人早一步得到最新的世界科技动态,有关互联网的信息也是从那里得来的。”

当丁磊逐渐熟悉了学校图书馆的气息时,罗永浩把自己关在了自家书房。

他一度想成为诗人,但没写出什么大作。得益于家境还不错,他过了一阵“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日子。他可以畅快地读《鲁迅全集》,而不用绞尽脑汁去回答某个节选的第二段有什么意义。

但这种自由不羁和特立独行的快感没多久就消失了,这位务实的少年意识到,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获得尊严的前提,是得有点钱。同样的感慨多年之后还会降临到锤子公司CEO罗永浩头上:玩情怀的前提,是得有点钱。

走出书房的罗永浩去挣钱了。

他此前毫不在意的学历此时成了绊脚石。他找不到什么正经活计,只能去工地筛沙子,路边卖羊肉串,摆旧书摊等等。而更加摆不上台面的卖壮阳药、教传销课也一度成为他的收入来源。

当罗永浩忙着在“社会大学”闯荡学习时,广东的黄章也拥有了类似的命运轨迹。1992年,16岁的黄章被学校开除,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因为太皮。他倒也乐得轻松,跑回家开始鼓捣电子产品,直到有一天,父亲看不过这样的“不学无术”,把他轰出家门去打工。

他选择了深圳。总设计师在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后,深圳成为无数年轻人向往之地。不过,对于瘦小又没有学历的黄章来说,深圳的故事,也只能从厨子、木匠这样的工种开始写起。

在“社会大学”晃荡了快十年,罗永浩发现,当年躲过的高考之苦,以更复杂的模样还了回来。

他尝试过很多经济活动,它们共同形成的结果就是:罗永浩没什么存款。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花花公子没有钱”。

1999年,罗永浩27岁。在延边和龙这座小城里,他的同龄人大多已经成家立业,结婚早的已经开始操心孩子上学之类的事情。于是,每年过年回家成为罗永浩需要面对的一道劫——亲戚们打量他的异样眼神越来越明显。

想赚钱的罗永浩想必也是有压力的。毕竟,哥哥姐姐已经有能力为父母买些礼物了。而更直接的动力来自他看过的一本预言书,其中提到1999年7月会是世界末日。

他不想在生命的终点留下太多遗憾。减肥成为清单里的第一项,除了严格饮食,他每天花1个小时跑10公里,最后减掉了48斤。

世界末日最终没有来,新世纪和30岁却越来越近。平庸让他越发坐立难安。他决定拿出减肥的毅力去做点什么,

移民加拿大成为他的新目标,但在天津大学口语班上课时,他很快发现了另一条金光闪闪的道路:新东方老师。他原本对民办老师没什么兴趣,直到听朋友说“年薪百万”。

命运的伏笔由此埋下。

罗永浩跑到了北京——因为房价太“丧心病狂”,他此前没有想过去北京发展——由此迎来一场真正意义的人生高考。

他最开始没有拿到“准考证”。当时,成立6年的新东方已经占据了全国50%的出国培训市场,每年学员超过20万,招聘条件里,“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是排在第二位的基本条件。

与当年对待高考的无所谓不同,罗永浩全力争取了这次“考试机会”。他给俞敏洪写了封万字长信,换到试讲机会。两次试讲失败后,他终于顺利通过,成为新东方讲台上的那位广受欢迎的“老罗”。

后来的故事大家就都很熟悉了。从辍学到2012年创办锤子科技,罗永浩花了23年去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企业家”。

进入到这个圈子的罗永该大概很快就发现,相比自己的曲折,很多同行都是高考赢家,人生路径似乎也因此顺遂很多。

有着名校海归光环的张朝阳、李彦宏等人自然不必多说,雷军是武大出名的学霸,两年修完4年学分,还因为计算机技术好,在武汉电子一条街上混得名利双收。

人大学生刘强东也上演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戏码,这位从一穷二白的宿迁走出的农村娃,毕业就在中关村(6.040, 0.02, 0.33%)卖光盘,还颇为浪漫地注册了公司“京东”,其中“京”字来源是那位后来分手的红三代女友。

相比学霸云集的京城,南方企业似乎对学历出身更加宽容。深圳打拼10年后,黄章在2002年有了新身份:爱琴公司总经理,这是一家设立在珠海、以生产VCD、DVD等电子产品为主的新加坡合资公司。

产品狂人找到了正途。年底,黄章自立门户,魅族品牌诞生,次年6月,魅族第一款MP3 上市后,他化身超级客服J.Wong开始在社区活跃,并在此后几年收割了大量粉丝。

罗永浩等待世界末日的1999年,对于上海少年韩寒来说也是特别的年份。

那年春天,韩寒在《萌芽》杂志社的小房间里参加了一场单独“补考”,对着一杯泡有纸团的白水坐了一个多小时,他写下那篇《杯中窥人》,一举成名。

一切皆有征兆。

时间回到1998年冬天的晚上,上海松江二中的教学楼里正播放着《新闻联播》。钱钟书去世的新闻吸引了正在埋头看闲书的韩寒。他抬起头来,又走到电视机前,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向同学宣布:以后这个世界上写文章,我就是第二了。

钱钟书第一,李敖第二,韩寒第三,这是他此前自认的排序。

这位体育特长生在松江二中是个特别的存在。入学自我介绍时他就放下狂言:”从今往后,松江二中写文章的,我称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

他确实自证了实力。但与写作能力同样突出的是糟糕表现:上课不听讲,考试交白卷,经常不及格……每隔一阵子,父亲韩仁均就要从金山换两趟公交车,跑到松江二中去接受批评。

新概念大赛成为韩寒的转折点。大赛成名的第二年,他趁热出版了小说《三重门》,几个月23万册的销量让这位中学生拿到了50万的版税。

不过,当韩寒的名字出现在全国书店的畅销书架上时,他在学校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被嘲讽“出了名就不用听课了”、“将来当个自由撰稿人或者报刊编辑都困难”。

更要命的是,2000年的期末考试,他有7门功课不及格。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7盏红灯让他在高一留级了一年。

这次,他选择了退学。

与罗永浩退学时的悄无声息不同,韩寒的选择在当年掀起了轩然大波。央视《对话》栏目为此录制了一期节目,韩寒“舌战群儒”的场面在多年后仍被反复提起。一位北京老师在节目里断言:韩寒你这样是畸形发展,是不对的。

“对抗”成为韩寒在此后多年摘不掉的标签。

他写书和博客、开赛车、拍电影……世人总在等着看这位叛逆少年跌倒,但出乎意料的,他似乎走得还不错。人至中年,甚至还因为女儿可爱被封为“国民爸爸”。

那些年少时的愤世嫉俗似乎已经在时光中被消磨,其中也包括他对高考的态度。

今年1月,他在微博上称“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这不值得学习”。而11年前的那个高考日,他还在博客里狷狂表达:到现在都一直在庆幸自己没去上大学、高考作文很蠢、即使复旦大学请他当文学教授也要看他有没有时间等等。

改变的原因总有很多,比如年岁增长,比如世事磨炼。

退学后的前三年,韩寒曾经密集出版过5本书。除了想表达自我,另一个更现实也更重要的原因是:缺钱。

他喜欢赛车,与朋友组建了车队,但他此前通过写作积累的名气在这个新领域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2004年他加入云南红河车队后,需要自己去拉赞助,每场10万,但他能找到的,只有一家小卖铺赠送的一箱纯净水。

这似乎印证了18年前那位中国社会研究院专家在《对话》栏目里的预测:

“选择退学对韩寒这个人来说是很纯粹、自由和美好的,但把他放入社会中,其实有一条很艰难的路要走。”

人对自己和过去的反思,往往被视作成长的一种标志。

罗永浩曾经在朋友的陪同下参观斯坦福校园。这座“好得离谱”的校园让他很难过:“我这辈子为什么中间就没有4年能在这样的地方正经学点东西,认识一批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同学?”

但罗永浩的遗憾似乎并非如今主流。

风起云涌的创业浪潮之下,人们的名校情结似乎越来越淡。英雄不问出处,能赚到钱的创业者就会被视作成功典范。

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这套简单粗暴的价值观都在被广泛认可。一位能在过年开着豪车回来阔绰请客的建筑公司老板,远远比一位清华学霸受人推崇。在虚拟货币的魔幻世界里,平遥卖牛肉的“宝二爷”才是人生赢家。

在急功近利的时代里,高考成了不那么性感的话题。它的关注度在降低——类似留学这样的选择越来越普遍,而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里,除了关注教育公平的那群人,小升初、学区房才是扎在中产心头的刺,也是媒体传播焦虑的利器。

于是,高考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变成了一场大型怀旧。

遗憾往往让人刻骨铭心。相比那些高考赢家,当年的逃兵或失败者们或许更爱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参加了高考,人生会变成什么模样?

但人生就是一条河流,一旦踏入其中,便只能奔腾向前。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中写到:一片森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却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人生没有“如果”,很多人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无从得知另一条路的风景。

高考这个岔路口,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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