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代表人物张謇：一个总能在坏局势里发现变革契机的商人

导读：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张謇这样一个有力量有办法沟通朝野的人物非常重要，他的存在不是让形势更恶化，而是为恶化的形势找到一个改变的理由和契机。

历史是底层社会渐渐推动的，但历史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张詧，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但从历史转型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完成社会转型。社会转型需要全民启蒙，更需要精英参与，需要社会变革的引领者。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先觉和引领者在哪里？

中产阶级的胸襟与力量

在过往的几十年里，我们一贯认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
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从社会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和震动。

1907年，南通成立保坍会，1917年又成立水利会，会址设在农会，两会的会长均是张詧。前排左三起：荷兰水利专家特莱克，张謇，张詧。

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

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洋务运动一再强调中体西用的艰难政治氛围中却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他们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这一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最值得今天的我们重新认识的东西。

张謇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坚守改革，不到绝望之时绝不轻言放弃；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张謇又能顺应大势，引领变化，既不为旧制度殉葬，也不让社会持久动荡、秩序失范。这是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的胸襟和力量。

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于君主立宪

在甲午战前的很长时间，张謇以举人的身份混迹于军界、官场。张謇出身平民，没有奥援，无可凭借，在官场和军界很难有机会出头，尽管他在吴长庆幕府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能力，甚至获得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潘祖荫等高级官员不同程度的青睐，但张謇像康有为、严复等人一样深知，决定自己在官场能走多远的关键，是能否获取功名。没有功名，在那个特殊的“唯精英体制”中，很难有多大出息。所以，在获取功名前的二十六年间，张謇二十多次进出考场，直接消耗在考场上的时间就有一百多天。

张謇与家人。左起：柔武，非武，陈石云，粲武，张孝若，张謇，融武，吴夫人，聪武，养子佑祖，养子襄祖。

张謇中状元的那一年正值甲午，中国先前数十年的繁荣发展终于没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与日本的一场有限战争将中国打回原形。痛定思痛，中国人开始了一段新的航程。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君主立宪，在于重构中国的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政治变革，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1895年，张謇列名上海强学会，积极投身维新运动，深度介入1898年变法运动、1900年东南互保。1901年，清廷新政重启后，张謇理所当然又成为新政以及稍后的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

周旋于朝廷与立宪党人之间，岂能“在商言商”

晚清宪政改革尽管出现诸多状况，但大体上说，摄政王1908年接手后，继续沿着1906年开启的预备立宪路线图前行。至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调整后的规划如约宣布第一届内阁组成名单；宣布内阁官制；宣布裁撤旧有之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宣布设立弼德院、军谘府。如果熟悉甲午之后十几年的中国政治改革史，就知道这几点宣布确实不容易。

中国的悲剧在于，奋斗多年的宪政还没有完全成立，就发生了“宪政危机”。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十三人中，竟有九名来自皇室或贵族，因而被社会各界调侃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面对如此困局，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声妥协，更没有以“在商言商”自律，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要求清廷重回宪政改革正轨。面对政治逆流，张謇忧心如焚，他担心中国人奋斗多年争取来的宪政很可能功亏一篑、付诸东流，遂至上海找宪政同仁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诸公商量。他们联名上书摄政王载沣，“切箴之”，更引咸同年间故事，劝摄政王要像慈禧太后、恭亲王那样，展示博大胸怀，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样有学问有阅历的汉臣，不要为满洲贵族一己之私而丢掉天下。张謇等人的书面劝说并没有起到作用，各地立宪党人不同方式的抗争也收效甚微。清廷援引《钦定宪法大纲》，以为用人行政为君主大权，他人不得干预。摄政王其实忘记了此时的君主与《钦定宪法大纲》颁布时的君主并不是一码事。政治危机越演越烈，如何化解危机，各方面瞩目于张謇等“中产阶级”：立宪党人希望张謇利用“权势”劝说朝廷重回宪政正途；朝廷希望借重张謇等人的声望平息民众不满，恢复秩序。

朝野都希望张謇能到北京实地观察，亲身验证朝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立宪诚意，以此决定各省咨议局的“国是”立场。

张詧（左三）张謇（左四）张孝若（左七））与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左六）。

各方面的劝说打动了张謇。1911年6月8日，张謇一行风尘仆仆抵达北京，展开了一场风风火火的劝说活动。

在北京，张謇受到高规格礼遇，短短几天时间，与摄政王、庆亲王以及端方、那桐、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盛宣怀等人轮番会面，张謇始终本着“陈说民隐”的宗旨，就时局危机表达自己的观点。张謇的观点受到了主政者的赏识，很快就有人动议任命张謇出任要职，或以“宾师之位”，或任内阁秘书长。张謇闻讯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自己十几年来第一次回京，是受东南各界委托表达宪政关切，现在如果“得官而去”，与其做人宗旨相悖，无论如何难以接受。

张謇的态度使他的威望更上一层，使他在与清廷诸公谈话时更加自信和坦然。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明确表示，中国的政治改革始于戊戌，“今世界知中国立宪，重视人民，皆先帝之赐”。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收获改革成果的季节，绝不应让一些程序性的细节破坏政治的良性发展。他建议摄政王周咨博访，集思广益，为化解时局危机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当人们闭嘴静观朝廷一错再错时，张謇在“尽最后之忠告”

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就外交、内政诸多问题表达了关切，他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外交有三大危险，中国内政同样面临三大亟待解决的困局。

关于外交，张謇建议朝廷注意未来几年即将发生的三件大事对中国的影响：一是即将到期的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到期的英日同盟条约，三是巴拿马运河即将告成。这三件大事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外交当局都应该做好评估，提前防范。至于内政，张謇提出朝廷必须高度注意三个方面：第一，各地灾害频仍，民生困苦，朝廷一定要弄清老百姓最真实的关切，一定要利用好各省咨议局沟通上下，帮助老百姓切实解决问题。第二，各地商业经营已经极端困难，朝廷一定要尽快想出办法，盘活金融，繁荣市场。第三，中国的发展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国际环境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把握好中美关系。中美联合格外重要，尤其是民间合作与善意培养，值得格外下功夫。对于张謇的六个建议，摄政王点头称是，以为说得极好。他建议张謇就具体细节与载泽或其他大臣细谈。在与庆亲王谈话时，张謇直截了当地谈了许多问题。第一，鉴于东北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韩合并、日俄的影响，张謇建议朝廷高度注意东三省发展的急迫性。第二，张謇向庆亲王痛陈国内政治真相，以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国民疾苦之甚，党人隐忿之深”，可能远远超出朝廷的想象。张謇诚恳劝说庆王爷：“王处高位满溢之地，丁主少国疑之会，诚宜公诚虚受，惕厉忧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负祖业。”在与载泽、盛宣怀谈话时，张謇主要从技术层面提出解决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所带来的困扰。他认为，各省民众响应朝廷号召集资修建铁路并没有错，朝廷出于政治、社会、金融安全要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统一建设，也没有错。但是，在处理善后问题上，一定要有政治家的视野，不要盯着蝇头小利，更不能算计人民，让最下层民众因吃亏而抱怨朝廷。至于四川铁路公司出现的亏空，张謇建议应先由中央财政买单，无论如何先将一般集资民众从这个巨大的集资项目中安全剥离，不要让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朝廷的对立面。张謇认为，只有让一般民众解脱后，才能谈得上惩处四川铁路公司高层的贪腐问题。否则，一旦铁路公司绑架了民众，铁路干线国有化引发的政治危机将无法想象。不幸的是，盛宣怀太自负了，他用财经专家的思维处理政治问题，不知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真实关系，不知道收民路归国有只是一个政策调整，而政策的主旨“以达为主，不当与人民屑屑计利”。盛宣怀的专业与自负，让清廷在关键时刻及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从张謇的建议，让铁路干线国有化成为压垮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多企业家解读：www.yangfenzi.com/tag/qiyejia

张謇描述此行是“尽最后之忠告”。那时，像他那样愿意继续尽忠言批评政府的已经很少，人们都在静默地等待朝廷一错再错。当统治者拒谏时，所有的苦口婆心都是自讨苦吃。

1911年，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内阁由13人组成：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满）、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载泽（皇族）、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皇族）、司法大臣绍昌（满）、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他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的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

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更愿意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种小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了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

立宪失败，转向共和

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因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正目睹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

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12日抵达南京后，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张謇不喜欢革命，真诚地希望社会稳定，并开始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忧心忡忡。此后几天，他分别拜会了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的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还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然而，形势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了转变。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大势，谁也无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的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将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共和光复势不可挡，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的自私和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同情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张謇这样一个有力量有办法沟通朝野的人物非常重要，他的存在不是让形势更恶化，而是为恶化的形势找到一个改变的理由和契机。试想，如果不是张謇出面劝说摄政王、庆亲王；如果不是张謇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联系，互通信息；如果不是张謇、赵凤昌等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宋教仁、黄兴有比较友好的关系，可以比较顺畅的沟通；如果不是张謇这一批实业家、立宪党人过去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深耕底层，东南半壁在革命风潮的影响下，怎会如此稳定，半个世纪前的混乱极有可能在东南地区重演。历史是底层社会渐渐推动的，但历史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张詧，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的中国当然与张謇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历史转型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完成社会转型。社会转型需要全民启蒙，更需要先知先觉，需要精英参与，需要社会变革的引领者。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先觉和引领者在哪里？这是我在阅读这部《百年张家》时忍不住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