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数据与推理

导读：我们把讨论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包括（1）知识的定义（2）数据（3）推论的方式，但这也就是说，在区分数据与推论中，我们已经偏袒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源于有些哲学家认为这种区别是错觉的，所有的知识根据部分的直觉和部分的推导。

认识论是源于质疑的产物。当我们很严肃地问自己，我们是否真的认知所有的一切，我们自然而然地陷入认知的考验，希望能够区分可靠的信仰与不可信的。因此，康德，现代认识论的创始人，对休谟的怀疑主义表示反对。一些哲学家如今会认为这个话题具有重要性因为它（的理论）包含在了康德（理论的）“批判”系统里；尽管它还保留了哲学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从它的一个定义来水，这也许很不理智，因为在哲学的研究中，定义是极具争议的，对于不同的学校来说，必然会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至少会认为它涉及认知的大体情况，只要它们能阐释真相与谎言。

为了方便，我们把讨论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包括（1）知识的定义（2）数据（3）推论的方式，但这也就是说，在区分数据与推论中，我们已经偏袒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源于有些哲学家认为这种区别是错觉的，所有的知识根据部分的直觉和部分的推导。

I. 知识的定义

应该如何来定义知识可能是我们将处理的三个问题里最需要也是最难解决一个。这可能会令人惊讶：第一看上去，可能认为知识可能被定义为遵从事实的信念。不过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信念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事实是什么，更没有人知道怎样的遵从关系能够让信念成真。就让我们从信念开始。

意念

传统上，意念是精神状态中正当的一类。但行为学家们否认这是意识的表现，或多或少能够被了解，然而它们避开了意念这个词，甚至于，如果有人使用它，这就会意味着是主体行为的一个特点。在个别的情况下，这种用法很符合情理。假如你要去拜访一位你之前见过的朋友，但到了目的地的时候你才发现他已经搬家了，你会说“我认为他仍然在之前的房子里面住的。”但是很有可能是你根本没有考虑到它，而只是从习惯中寻回往常的路线。一个想法或者念头自身平常的观点中受到行为所致，没有相应的精神指使。即便你使用一种类型的词语去尝试着表达意念，始终跟肢体行为有密切的关联。从你说出这个词或者表现自我。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情况下，拥有着意识，或者说是一些更多的依赖？

必须承认的是，无论你有明确的意念与否，行为在实际上是相同的。外出的人们遇到倾盘大雨来临之际，如果他们有伞，一定会撑开他们的雨伞。有些人会对自己说：“天快下雨了”而有的人表现得并没有明确的思想，实际上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在极其炎热的天气下，人和动物都会避开太阳去遮荫的地方。人类可能会有明确的思想认为阴凉处适合自己，但同样地，动物也会寻找遮荫的地方。这就像是说意念并不仅仅是行为的特点，存在并不重要的。此外，真理跟谬误的区别源于行为没有准确的意向，正如明确的念头表现出来一样，体现在去了你朋友曾经住过的地方。然而，假如认识论是涉及区分真理与谬论，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没有明确意向的情况，或者也可以说，一个意念是隐含在行为中。当老哈伯特夫人去橱柜的时候，她“相信”那里有一块骨头，即使她没有意念可以称为明确的内心心理学。

话语

为了使这一观点与人类行为的事实相一致，我们有必要考虑到话语的影响。在炎热的日子，渴求荫蔽的野兽会被阴暗的环境所吸引; 而人类则可以说出“阴影”这个词，并且能够询问哪里能找到它。根据行为主义者，正是词语的使用以及它们的应激性促成了“思考”的形成。我没有必要怀疑这个观点是否提供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是言语行为所具有的特征导致我们将其视为“信念”的标志，即使这些话仅仅是一种出于身体习惯上的重复。正如当你要去朋友家拜访朋友前你会说，你“相信”他在家，所以尽管“二加二等于四”知识一种语言习惯，我们也必须把它看作是构成这种算术命题中的“信念”。语言习惯当然不是信念的可靠证据。我们可以每个星期天口头上说自己是可悲的罪人心理上却依旧自命不凡。然而，广义上来说，语言习惯是我们的信念结晶，而且是信念的最清晰便捷的呈现方式。更多地评价话语，就是落入对这些曾经被哲学所抨击的盲目崇敬。

信念和行为

我们因此趋向于这个观点，如果一个信念是有缘由地重要的东西,它必须被定义为一种行为特征。这一观点也迫使我们对真理和谎言的考虑，对行为可能是错误的仅仅归因于一个错误信念,即使没有确切的信念来作为给定的例子,当一个男人在雨停了之后继续撑伞绝对没有娱乐性认为它仍然是下雨。相信在这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归因于动物，例如,当一条狗听到”gong”就跑到餐厅。当一种动物的行为反映在镜子如果是“真实的”，我们应该自然地说他“相信”还有另一个动物,这种形式的单词是允许我们定义。

然而，对于说什么行为特征可以被描述为信念是仍然有所保留的。人类和动物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结果,例如——获得食物。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当他们成功了,他们的相关的信念被定义为是“正确的”，但当他们失败了，他们会认为所有信念里至少有一个是假的。一个给定的行为通常会有几个信念同时参与， 变化的环境将有必要区分因果特性构成了不同的信念。这一分析是受语言的影响，但如果应用于愚蠢的动物将是非常困难的。在任何包含某些特征的环境中一句话可能会被作为一个行为规范；若该行为对某人而言导致了满意的结果,这将被认为是“正确的”；否则它将“错误的”。这样，至少，是实用主义者对真理和谬误的定义。

II.数据

在先进的科学知识中,事实上，区分什么是基准和什么是推断是清晰明了的，尽管有时在理论上来解释是困难的。在天文学中,例如,数据主要是一些非黑即白的逻辑模式。

在逻辑中的真理

然而，还有一种更富逻辑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在逻辑中,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一个词有“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表示，我认为，只能用行动主义的术语解释，但一旦当我们获得有“意义”，的一些列词汇和单词时，我们可以以一个正式的方式进行（言语组织）而不需要记得（词汇的）“意思”是什么。鉴于我们正在实用的语言的语法规范，我们可以将放在一起的言语来构造命题，这些命题的意义的从这些单独的单词（组合而来）和不再是任意的。如果我们知道特定的命题是真的，我们可以推断出其他某些人的也是真的，以及其他某些人是错误的；有时这可以肯定地推断出,有时则以更大的概率来推断。在所有这些逻辑操作中，无需记住什么是意义，什么是真理和谬误。正是在这种正式的地区,大多数哲学生活在这个可以说是极为真正重要的地区而不需要任何关于意义的基本原则。它甚至可能定义“真理”的“意义”和“事实”，而不是我们给刚才的务实的定义。如果是这样, “真理”将会有两个有效的定义，当然都将适用于相同的命题。

对于“真理”纯粹的正式定义可能是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柏拉图”这个词意味着一个人；“苏格拉底”这个词意味着某些其他的人；“爱”这个词意味着一个特定的关系。这是给定的，复杂的象征的意义“柏拉图爱苏格拉底”是固定的;我们说这个复杂的符号是“正确的”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事实，即柏拉图爱苏格拉底，和在相反的情况下，复杂的符号是假的。我不认为这个说明是错误的，但是,就像一切纯粹的形式，它并没有深严地被证明。

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在定义知识时，还有两个需要考虑的事项，即确定性程度和精确度。所有的知识都或多或少是不确定或者含糊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相反的特性：模糊的知识比精确的知识更有可能的真理，但是没太多用处。科学的目的之一是提高精度的同时不降低确定性。但是，我们不能将“知识”局限在这些特质中至高无上的地方;我们还必须将一些相当模糊的命题，一些只是相当可能的命题囊括进来。不过重要的是指出它们存在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果可能的话，估计出这些不确定性的程度。如果这些工作能够精确完成，它将变成“可能的错误”或“概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这方面的精度是不可能的。

动物的推理

正如我们不得不承认知识可能只是行为的一种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说起推理。逻辑学家认为推理是一项精细的操作，属于高度的智力发展；但也有另一种甚至能够被动物所熟习的推理。我们必须先考虑这种原始的推理形式，才能弄清楚我们所说的“数据”。

当一只狗听到锣声立即进入餐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显然是在推理。也就是说，它的反应是恰当的，不是对锣本身的噪音，而是对噪音其中的信号起反应:它的反应本质上是类似于我们对语言的反应。动物有一种特征是，当已经同时经历过两种刺激时，其中一种刺激往往会引发在之前只有另一种刺激才能引发的反应。如果这些刺激(或其中之一)带有强烈的情感，那么一次共同的经历可能是足够的，如果不够，可能需要许多次共同的经历。这种特征在机器中是完全不存在的。例如，假设你一年里每天去使用某台自动化机器，在你投入硬币的一瞬间在它面前点燃一根火柴，最后当它只“看到”一个燃烧的火柴的时候它不会有任何掉出巧克力的倾向。也就是说，机器不会展示推理能力，即使在形式上，它仅仅是行为的特征。显式的推理，如人类实践，是一种合理化的行为，是人类与动物所共有的。由于经常一起经历过A和B，我们现在会对A做出原先我们对B做出的反应。为了让这种事合理化，我们会说A是B的一个信号，并且B必须存在于我们的视野之外。这就是归纳原则，几乎所有的科学都以归纳为基础，并且大量的哲学思想都试图使这个原则看起来合理。

无论何时，由于过去的经验，我们会以原先应对B的方式来应对A，我们可以说A是一个“论据”而B是一个“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物能够推理。然而我们也很清楚，这样的推论大多是错误的:在过去的经历中共同发生的A和B可能是偶然的。不太清楚的是，是否存在某种能够完善这类推理并使其有效的方法。然而，这是一个我们应该之后再考虑的问题。我想现在考虑的是在我们的经历中这些元素的本质，它们在反射性分析中表现为我们在上述定义中的“数据”。

心理和生理数据

传统意义上, 有两种类型的数据，一种来自感官的物理数据，另一种是来自内省的心理数据。这种数据之间的划分是否合理似乎非常值得怀疑；但从它们中能推断出什么更重要。 为了更加明确, 假设你正在看一个黑板上画着的白色三角形。你可以做两个判断：“有一个三角形”，和“我看到一个三角形”。 这是不同的命题，但并没有表达一个明显的论据，从明显的论据来看似乎是相同的两个命题。为了说明命题的区别: 你可能会说“有一个三角形”, 如果你刚才看到它，但现在你闭上眼睛，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说“我看到一个三角形”；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理解或疲劳,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黑点,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说“有一个黑点。” 在第一种情况下，你有一个明确的推断，而不是一个论据。

在第二种情况下，你拒绝推断出一个对其他人来说是公开的物体。这表明“我看到一个三角形” 比“有一个三角形”更接近成为一个论据。但是“我”和“看见”两个词都包含了推论，不能用任何形式的词来表达。“我”一词的含义，部分来自记忆和预期，因为我不只存在于一个时刻。“看”是一个因果关系的词，它依赖于眼睛；而且涉及到经历，因为一个新生的婴儿不知道看到什么东西取决于他的眼睛。然而，我们可以消除对经历的这种依赖，因为很明显，所有看到的物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不属于听觉、触觉或任何其他对象。让我们称这种特性为“图像”。然后，我们可以说：“有一个三角形图像”，这是我们可以用相近的话表达两个命题的论据：“有一个三角形”，“我看到一个三角形。” 命题之间的差异源于不同的推论: 首先, 对公众的物理世界,涉及他人的看法; 第二, 我的整个经历,三角形图像是其中的一个元素。因此，生理和心理之间的差异似乎是推理和解释，而不是论据。

因此，从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方面来说，论据，也包含一些简短的事件，其中的一些可以被称为“推论”，或者至少说展现了推论的存在。这些事件的双重部分, 一方面作为公共物理世界的成分, 另一方面，作为个人经验的一部分，属于所推断的，而不是给定的。在知识论中，推论的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幸的是，没有什么推论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可以说，最谨慎的推论一直是最值得怀疑的。但我们还是要毫无偏见地审视这件事。

III.推理方法

按照惯例来区分两种推理, 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演绎推理显然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它包含了整个数学。但是，在任何严格意义上，它是否是一种推理形式可能受到质疑。纯粹的推理只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应用到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推断苏格拉底是凡人，因为所有的人是凡人。 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发现，而不是涉及抽象演绎模式。 在纯粹的演绎推理中, 我们处理x和y不是根据经验给定的对象(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然而这可能是纯粹的演绎推理不提出的问题,但却是最重要的理论知识,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推理。

归纳

知识理论推理的重要形式是：我们从具有某种特征的事物的存在中，推断出某事物的存在，并具有某种其他特征。例如：你在报纸上读到某位名人去世，于是你推断他已经死了。当然，有时推理是错误的。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我自己的死亡记录，但我不会推断我是一个鬼魂。不过，总体而言，这种推理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行为。想象一个天生多疑的人每天怀疑自己的电话簿是否准确，又或，当他收到一封信时，他认真地考虑信上的污点是被沾有墨水的苍蝇在纸上爬行而意外造成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接受那些仅仅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并且知识理论必然要帮助我们断定何时它才是可能发生的，而不仅仅是靠动物的偏见。

概率

   我们认为关于推理类型最充分的讨论获得自J.M Keynes的概率论(1921)。 他的工作和前人的相比是如此优越，以致于不必考虑他们的工作。Keynes先生考虑将归纳法和类比法相结合，并把后者视为前者的基础。用类比法作推理的本质如下：我们已经发现了若干有两个特征结合的实例，而没有发现不相结合的实例存在；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实例，我们知道的其中一个特征存在，但不知道另一个特征存在与否；我们通过类比法论证，可能另一个特征也同样存在。我们推断出的概率程度在不同的环境情况下会有所不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做出这样的推论，并且倘若没有它们，科学和日常生活都无以为继。对于逻辑问题是其有效性。它们总是成立有效的吗，从未有效又或是有时有效？最后一点，我们能决定它们何时有效吗？

多样化限制

Keynes先生认为，仅仅靠同时发现两个特征的实例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增强它们在其他情况下被共同发现的可能性。根据他所说的重要一点是，在已知的情况下，实例应尽可能少有其他的共性。但即使如此，也需要进一步的假设，这就是所谓的多样化限制原则。这一假设如下：“在该领域的对象，而我们的概括延伸，没有独立的品质无限数；换句话说，他们的特点众多，凝聚在不变的连接组，这是有限的数量。”没有必要认为这个假设是必然的；如果有对自己有利的一些有限数量的概率。

找到任何证据以支持或反对先验有限概率，有利于多样化限制是不容易的。然而，应该观察到，在Keynes先生的术语中，一个“有限”的概率意味着比一些数值可测的概率更好，例如一个硬币一百万次抛出“头像”的概率。当意识到这一点时，这个假设似乎是合理的。对怀疑论的最有力的论据是，所有的人和动物都在不断信仰（在行为上），这是可以被称为是无效的归纳造成的；这发生在一些偶然的搭配产生了不按照客观规律。Watson博士在婴儿脑袋后边敲锣，然后同时展示一只小白鼠，以致婴儿害怕小白鼠（行为主义）。总体上，意外的搭配通常会倾向于对人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人们所认同的归纳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认为有效。科学归纳和类比推理，在最好的情况下，被认为具有高度的概率，如果上述的多样化限制原则是正确的或有限的可能。这一结果并非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明确，但至少更优于Hume的完全怀疑。它不是像康德对休姆的回答那样，用哲学的方法来获得的，它是用科学方法的普通线进行的。不像康德对休姆的回答那样用特别的哲学方法来解答的，而是用普通线性的科学方法进行的。

确定性的等级

知识理论，正如我们所知的，是一个部分是逻辑的，一部分是心理的，这些两部分之间的联系不是很密切。逻辑部分，也许，主要是一个组织的知识传递根据不同等级的确定性：我们的信仰中的某些部分涉及可疑的假设比其他部分要更多。逻辑和数学，以及在其他感知的事实，是确定性的最高等级；在记忆的时候，确定性减少；未观察到的问题时，确定性进一步减少；当这些情况都有的时候，一个科学谨慎的人会对此产生怀疑。试图通过一些特殊的哲学增加科学确定性似乎无望，因为，在哲学家们的分歧观点，哲学命题必须是其中最怀疑那些认真的学生给一个不合格的同意。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只局限于讨论，而不是在科学问题上对哲学有任何明确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