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不到六年却成绩斐然 这座民办书院成功的秘诀何在？

导读：天津问津书院肇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光绪二十六年（1900）毁于八国联军炮火。它是津沽历史上建筑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社会影响最盛的民办教育机构，曾是文人名士读书聚会的重要场所和天津雅文化中心。

[导 言]

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支奇葩，在知识传播、著作出版、学术交流和人才培育方面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天津问津书院肇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光绪二十六年（1900）毁于八国联军炮火。它是津沽历史上建筑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社会影响最盛的民办教育机构，曾是文人名士读书聚会的重要场所和天津雅文化中心。

2013年复建的问津书院以“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为宗旨，以“读懂天津，留住乡愁”为目标，积极推动天津历史文化资源的抢救、保护、挖掘与宣传。2014年，书院被天津市新闻出版局授予“示范津城书吧”和“我心中最美的独立书店”称号；2015年，被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授予“华夏书香地标”称号；2018年4月，问津书院和书院理事长王振良先生，分获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民阅读优秀推广机构”和“全民阅读优秀推广人”称号。经过五年多的发展，问津书院目前已成为天津市重要的文化地标，在建设书香城市、传承天津文脉、培育津城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2018年12月实地调研问津书院并专访了王振良理事长。在谈到问津书院的现在与未来时，王振良谦虚而坚定地说：“我们的成绩来自各方共同努力，我们的宗旨依然是传播天津文化，我们的目标是把书院做得更好更强。”

问津书院王振良理事长正在接受采访（资料图）

以下为访谈实录。

杜华伟（以下简称杜）：王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访谈！问津书院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今天想请您谈谈问津书院在推动乡土阅读、著作出版及当代书院发展方面的经验与感想。

王振良（以下简称王）：谢谢杜老师的访谈。五年多来，问津书院在讲座论坛、著作出版及推动市民阅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借此机会分享出来，希望能对其他民间书院和民办刊物有所启发。

杜：传统书院复建是发展当代书院的一条重要途径，先请您介绍一下历史上的问津书院和复建后的问津书院。

王：古代问津书院在今天的天津老城厢南门里，距鼓楼50米处，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毁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书院由当时大盐商査为义献地、长芦盐运使卢见曾捐资建造，著名学者钱陈群为书院题写“学海堂”匾额。该额后来由李鸿章的老师、同治年间主讲书院的李铁梅补写。担任主讲的均为各地著名学者。书院正中为三间讲堂（即学海堂），前为大门，后为山长书室，四周环以64间学舍，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有900多平方米。

新问津书院筹设于2013年初，6月29日由著名学者冯骥才正式揭牌，匾额由津门文史前辈来新夏先生题写。书院致力于天津地方文化研究、交流和推广，通过一大批文化学者的共同努力，打造了“问津讲坛”、“问津文库”和“问津年会”等文化品牌，出版了大量天津文化论著，也带动了市民参与阅读、口述天津的热情。书院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楼书吧“双槐书屋”，各种藏书过万册，供市民免费阅览，不定期举办文化交流和阅读推广活动。二楼藏书室“雅雨堂”，存有各类文献图书逾5000册，全部来自社会捐赠。三楼报告厅“学海堂”，是书院举办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成立近六年来，问津书院共举办“问津讲坛”60期，“海河名家读书讲堂”31期，问津学术年会6届，编印了《问津》、《开卷》、《参差》和《品报》四种内部交流资料以及《问津文库》和《天津文献集成》等著作，举办了十余场天津历史人物学术讨论会及座谈会、纪念会等。

杜：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现代教育的反思和对传统文化需求的增加，当代书院在全国各地纷纷创立，每所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与个性。那么，您认为问津书院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王：首先，问津书院有明确的定位。无论是讲座还是年会，无论是大部头著作还是内部交流小册子，始终围绕天津文化展开。书院成立前，我主编的《天津记忆》已经做了五年多，总计印行130期，这其实是此后“问津文化”的滥觞。《天津记忆》是以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名义编印的交流资料，旨在实践团队“保护建筑遗产，记录历史变迁；探求地域文化，留住天津记忆；倡导城市美学，推动公众参与”的行动准则。正是那五年多形成的基本队伍和积累的运作经验，使问津书院能在成立后短短几年内取得进一步的成绩。书院定位于研究与传播天津文化，《问津》其实可以说是《天津记忆》的延续与提升。我们的问津系列不只看重学院派研究，同样注重民间学人的力量。书院附近住着一位天津文化的爱好者，经常来书院听讲座或看书，偶尔也能在报纸上发些小文章。后来在我们的鼓励支持下，他花整整两年时间采访书院附近居民，完成了《巷肆前尘：民间语境下的军民、团结、抗震、胜天四里巷》一书，已经列入《问津文库》的“汛海文丛”系列公开出版。这样的例子还有好几个。因为民间学者多是依靠个人兴趣在做事，所以他们非但不求物质的回报，而且这种民间研究更具独特视角和真实体验，并且所积累的口述史料，多是具有抢救性质的，是将来研究天津文化不可多得的参照。2016年6月8日，石家庄文史学者彭秀良在《来自民间的文化担当最可贵》一文中写道：天津问津书院邀请散落在民间的各类文化高手“各显神功”，“收获的不仅仅是一套书，而是民间文化力量的大聚合，将来或许会显现出更大的力量。从历史的视角观察，许多文化成果都是起源于民间，最后经过政府或其他途径的肯定与推介，才在历史上留下了显赫的名声，最终得以流传下来”。

其次，问津书院直接关照市民的文化需求。建院之初就启动的“问津讲坛”，每月一次，每年十期（春节和12月各停一次），由民间学者与学院派专家交叉授课。讲座注重知识性、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 内容涉及天津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海河名家读书讲堂”2018年3月启动，面向全国聘请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主讲，至今共举办31期。“海河名家读书讲堂”主题多样，内容丰富，深受读者欢迎。这些活动都是免费开放的，一楼的公益书吧也常年对外开放。每年12月底召开的“问津学术年会”，可以说是“问津讲坛”的延伸和拓展，平时讲座是一个人讲，年会则是大家一起讲。年会即将举办第六届，每届均有70位左右学者参会交流。年会并不要求专门写参会论文，但得提交一篇自己当年发表的文章，不会额外增加参会者的负担。为了方便大家把一年中最好的文章拿来交流，我们定在12月25日截稿，这时各种刊物最后一期也都正式发行了。因为并不限定主题，而是每个人各自研究领域的论文，所以覆盖面很宽，文化的，历史的，民俗的都有，学术年会如今已变成了问津书院的“春晚”，大家都很期待，也都很用心。除了讲座和年会，书院还会定期举办各种主题研讨会、读书会和签售会等，将文化研究与文化普及有机结合。如2013年举办卢靖卢弼学术讨论会，2014年举办纪念华世奎150周年学术讨论会，2015年举办念章钰诞辰150周年学术讨论会，2016年举办金钺先生学术讨论会，2017年举办陈诵洛与天津文化学术讨论会，2018年举办山花烂漫——张仲民俗学研究学术讨论会。此外，书院还举办过周汝昌先生百年诞辰高端论坛、李瑞林与汉沽文化学术讨论会等，对前辈学者和当代学人给予了同样重视。尤其是为潜心研究汉沽文化的市民李瑞林举办讨论会，应该说是对民间学人的一种特殊认可与支持，能够鼓励和带动更多民间力量加入热爱天津文化、研究天津文化和传播天津文化的行列。

再次，问津书院注重多次传播效应。讲座前会在报纸、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上发布消息，这是第一次传播。正式讲座时，听众或在现场听讲或之后通过网络收看，这是第二次传播，也是最关键的传播手段。现场听讲者还能获赠精心制作的带有讲座信息及书院LOGO的入场券，可以请主讲人签名留念，也可与主讲者互动交流；讲座之后的“问津学术沙龙”（冷餐会）上，主讲者还可以与天津学人就当天的主题深度交流。因为主讲者都是专家学者或民间学人，他们多有自己的公众号或者微博、微信、博客，拥有各自的粉丝，这些人会通过自己的平台记录、转载讲座情况，这又形成第三次传播。讲座结束后，问津书院公众号会刊发讲座时的照片，纸媒（我们先后与《渤海早报》、《每日新报》、《藏书报》合作过）还会深度采访主讲人，对论坛内容及主讲专家进行整版报道，放大讲课影响力，这是第四次传播。每年十场“问津讲坛”都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比如“天津民俗”、“天津租界”、“郊区文化世家”等，转年十篇讲稿会结集出版，同时附上十篇专家采访稿，再请专业人士写一篇万字左右的“综述”，书名定为《三津谭往》。从2013年建院开始，我们一直坚持在做这件事，每年12月开年会时，大家都会收到上一年的讲稿集，这应该是第五次传播了。“海河名家读书讲堂”2018年刚刚启动，以后或许也会按照“问津讲坛”的模式进行推广。每年的“问津学术年会”论文，转年也会结集成一本书，叫做《九河寻真》。每年开年会时，大家也能收到上一年的论文集。我们专门请天津社科院的一位老师来写综述，这基本相当于天津历史文化年度研究的综述了。问津书院的这种多次传播模式，是其他同类公共文化机构很难做到的。

最后，问津书院还有一个高效的管理模式。出资者李云飞先生是位有文化情怀的企业家，他提供资金与场地支持，参与书院建设但从不干预具体运营。而我作为理事长，只管好好运营书院。书院要搞活动时，如果资金需求较多，我会拿出成熟方案直接向李云飞先生汇报，无需经过繁琐的讨论研究审批，这就大大提高了决策速度与实施效率。

杜：藏书、刻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功能之一，问津书院是一座在出版方面卓有成绩的当代书院。请您重点介绍一下《问津文库》。

王：《问津文库》是书院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合作推出的系列丛书，包括《津沽名家诗文丛刊》、《津沽笔记史料丛刊》、《津沽文化研究集刊》、《通俗文学研究集刊》、《天津记忆》、《名人与天津》、《三津谈往》和《九河寻真》等多个子系列丛书，目前已正式出版近八十种。《问津文库》探索出了一种新型合作出版模式。

从公益角度讲，四个合作方都是奉献者：书院提供排版和印刷经费，出版社提供统一书号和三级审校，作者提供稿件放弃稿费，主编无偿组织协调和编校稿件。

从世俗角度讲，四个合作方又都是受益者：书院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既营建了企业文化氛围，也提升了社会认知度；出版社快速打造出文化品牌，短期内经济效益可能不高，但社会效益乃至政治效益极好；天津地方文化类书稿，长时间以来备受冷落，要出版大都要走自费渠道，纳入文库能不花钱就公开出版，同时作者还获赠100部样书，实际上相当于以书代酬；而作为主编者，显然可以通过策划组织大型丛书出版来提升社会影响力。

其实综合来看，受益最大的还是作者（尤其是初次出书的作者）。这种四方合作模式，不但解决了作者出版难的问题，而且“问津文库”的整体包装推广（如每年正月初五集体签售，正式报刊发表书评，各类书展的海报广告，部分图书还与讲座、研讨会等配合），对作者的社会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提升都大有好处。《问津文库》在天津的影响已经初步形成，目前稿源十分充足，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升。

杜：《问津文库》的运行是一种有效探索，能够为当代书院提供借鉴与参考。接下来，请您介绍一下问津书院其他出版物。

王：除了《问津文库》之外，书院还刊印过四种内部资料性刊物——《问津》、《开卷》、《品报》和《参差》。这些刊物在各自的领域，多已成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

《问津》杂志自2013年1月起，每月印行一期，内容主要围绕天津历史、文化、民俗等展开，汇集保存了大量天津学人的研究成果，截至目前已印行近七十期。《问津》继承了此前我主编的“小白本”——《天津记忆》的传统，但在重要性和学术性上又有一定提升。因《问津》杂志用黄牛皮纸做封面，也被朋友们称为“小黄本”。《问津》每期封面都印有英文“探索天津”，这其实与书院“读懂天津，留住乡愁”的宗旨十分契合。

《开卷》由南京开卷书坊编印，在读书界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刊物，已走过十八年的历程。2014年1月开始与问津书院合作，每月印行一期。2014年10月，由《开卷》杂志策划《问津文库·开卷闲书坊》（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在京首发。截至目前，《开卷文丛》、《开卷书坊》和《开卷闲书坊》等“开卷”系列丛书，已出版发行百余种。

2014年1月起，书院接编电子版内部交流资料——《品报》，每季推出一期，主要发表和转载关于民国北派通俗文学的文章，在通俗小说研究者和爱好者中有相当影响力。《品报》2010年元旦创刊，最初托名虚拟的民国通俗小说研究馆编。2013年改为季刊，同时改署天津市文学编辑学会编。2014年起由问津书院接编，其合作形式是几位编者共同写稿、约稿和搜稿（从网络上检索适合转发的稿件），成为展示民国通俗文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以此为基础编过《品报学丛》四辑正式出版。因为几位编者杂务太多，这个电子刊2016年底停编。

《参差》创办于2015年，属于专业化小众读物，关注的仅仅是毛边书，由问津书院与被誉为“国内毛边书研究第一人”的沈文冲先生合作，目前为半年刊。本刊物由沈文冲先生负责约稿、编辑等事宜，我负责排定版面，印刷费用由问津书院负担。《参差》目前印行了6期。现在计划以此为基础编辑《参差文丛》并正式出版。

杜：您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了“乡土阅读”，请您对这一概念做简单介绍。

王：所谓乡土阅读其实就是阅读乡土，对于天津来说就是阅读天津。我们期待通过问津书院的努力，让更多的人“读懂天津”。乡土阅读首先是阅读推广，只不过推广的内容全部是天津地方文化；乡土阅读必须有阅读的对象，这就离不开对天津地方文化的挖掘，既能帮助人们“留住乡愁”，也可促进“讲好天津故事”；乡土阅读所涉及的天津传统文化，自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乃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通过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乡土阅读与目前国家层面推动的三大文化政策——阅读推广、留住乡愁（保护文化遗产）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都能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乡土阅读概念的提出、推广和实践，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乡土，植根乡土，从而建立起对乡土的热爱，最终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

杜：问津书院创办近六年来，一定有铁杆粉丝的故事，能否请您分享一点？

王：问津书院成立以来，已经培养了一批忠实听众，拥有了相当数量的铁杆粉丝。在书院团结的民间学人中，不少都与书院结下深厚缘分——基于与书院的种种机缘，有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有的文章第一次在报刊发表，有的著作通过书院第一次出版，还有的通过书院桥梁逐渐真正走上学术舞台……当然，很多民间学人本身学术基础或说天赋就好，只是通过在书院聆听讲座、阅读交流、参加活动，找到了各自的突破口。

我印象深刻的铁杆粉丝是曾庆丰老人。他早年因积劳成疾得了“风湿热”，接着两次车祸又使他患上脑栓塞，最后不得不提前退休。为了战胜病痛，只上过小学五年级的他开始“爬格子”。后来随着身体慢慢恢复，他学习的劲头越来越大，早期的问津讲坛他几乎从不缺席。只有一次因感冒咳嗽，他怕影响别人没来，后来还专门查到主讲人井振武先生住址，亲自上门去请教。这令井振武先生非常感动，专门给他一个人开了次“讲座”。曾老先生听讲座时，常常是笔记本、录音笔、手机、U盘等一应俱全。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怕脑子跟不上，所以准备得齐全些，记录得详细些，这样可以回去慢慢消化。曾老先生还把每期讲坛的内容汇编成册，让主讲人签名留作纪念。他说，自己每天行走在“追星”、编书、听讲座的路上，从不觉得辛苦，反而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状态，这让他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与感恩。

杜：古代书院除了发挥讲学论道、学派会讲的教育作用，也同样重视书院选址、书院建筑本身的教育意义。请您介绍一下书院的“问津十景”。

王：书院建筑、书院景点本身就是书院文化的一部分。重建后的天津问津书院，遴选出了“问津十景”。“十景”名称取自清代天津问津书院和新建问津书院的典故，包括梧庭水韵、槐屋芸香、集堂论道、学海谈玄、郁文呈艺、雅雨藏珍、轩台止月、楮墨传馨、竹间贮宝和梓里寻珠。这些命名醇正典雅，都有着各自的来历。与“十景”相关的书法、绘画、篆刻及版画、刻砖、刻竹、剪纸、笺谱、书签等文创产品已陆筹备制作，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借鉴和继承，也是对天津历史文化的一种探索与创新，还是问津书院走入公众视野的一种独特方式。随着“问津十景”品牌的社会知名度提升，问津书院也已被列入天津市河北区重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浓郁的学术氛围再配上优雅的自然环境，使问津书院成了天津市民读书学习的好去处。

杜：从您的网名“饱蠹鱼”就可以看出，您是一个非常爱书的人。请您分享一些自己与书、与书院的故事。

王：上小学时，我嗜书如命但却无书可读，所以但凡有文字的纸片，我都要认真地从头读到尾，包括街边的小广告、药品说明书等。到最后，甚至什么病要吃什么药我都很清楚了（笑）。每年春节前，母亲会从集市上买几斤旧报纸糊墙，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一下子有那么多报纸可看。为了不影响糊墙进度，我就每张报纸只看一面，等母亲贴到墙上后再看另一面。上高中时，我和同学一起“办刊物”。到天津上大学后不停买书，有时为了节省开支，会把头发理得很短然后再留得很长，这样可以少理几次发而多买一本书。本科毕业时我的藏书有一千余册，等硕士毕业时已达三千余册。毕业做记者后仍然喜欢买书，这时网络开始兴起，我便转战到网上购书，成了最早的网购一族。

2003年时，我的藏书突破一万册。与此同时，为迎接天津建城600年（2004年），我受命编辑“图说天津600年”主题专栏，专载天津历史文化内容，这是我爱上天津历史文化之始。一年之后，我又受命撰写与天津小洋楼有关的文章，促使我最终成为天津历史文化的研究者。这些关于小洋楼的文章，后来整理成《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于2014年出版。我觉得，对小洋楼进行身份确认，寻找小洋楼曾经的主人，不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对研究相关人物、宣传天津文化也有很大意义。在长期实地考察与人物访谈工作中，我总结出了一套“三重证据法”，即一幢名人故居的确认，要经过相关联者的指认、文献资料的定位和实地考察的补充，亦即人证、书证和旁证的结合。这本书，对于天津历史建筑的文化探微做出了一些贡献，也为建筑史爱好者及业内人士提供了一定的考据成果。

2008年，我的藏书达到三万余册。这时，我开始与友人自掏腰包创办《天津记忆》，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后来创办书院事业的开端。《天津记忆》虽只是32开的小册子，其实也很有特色。它以记述天津的人、事、文、物为主要内容，尽量挖掘搜求津门的往事陈迹，举凡先贤时彦、风土人情、语言物产无所不包。这吸引了更多读者了解本土故事，增进乡土感情，也使我拥有了更多研究天津文化的朋友与同道。

2013年，因为机缘巧合，我与李云飞先生一起创办了问津书院。书院就是围绕着书、围绕着读书人而开展活动的。在这里，我又创办了《问津》民刊，可以说是将《天津记忆》以新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在这里，能遇到更多的爱书人、读书人、写书人，大家一起读书聊天，品茶论道，非常开心。其实，书院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农民工在进书吧前，又跺脚，又搓手，又掸衣服，他对书和书吧的敬畏、对知识的那种渴望，真的让人很感动。还有一次，一家三代人——姥爷、母亲和孩子在书吧读书，碰巧被一位摄影师记录下来，他们三人拿书的姿势和阅读的神态竟然极为相似，这可以算作是文化的“遗传”吧。看到那一幕，你就会觉得这个书院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努力付出是有价值的。

杜：问津书院已经走过快六个年头，今年刚刚举办了五周年纪念活动。接下来的几年，您有什么新的打算？

王：问津书院成立以来，逐渐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民营企业家支持赞助，志愿者组织策划，参与者无偿付出，每一方的角色都是在发展中通过自觉“遴选”出来的，大家都在用心合作而不过分计较利益得失。其实早在书院成立之初，就已规划了八年的发展方向，按照近期（2013—2014）、中期（2015—2017）和长期（2018—2020）分步实施，而实际进展速度又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在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问津书院未来会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是继续讲座、年会等常规活动，这是回应广大市民文化需求的最直接、最便捷和最有价值的活动。

二是进一步创新服务内容和方式，在注重学术性与系统性的同时，可以增强书院活动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使服务人群能够更宽泛一些。

三是加强与其他书院的交流合作。当代书院真正发展起来就是近十多年的时间，大家都还处在不断探索之中，加强交流合作能不断借鉴他人有效经验而少走弯路。

四是继续发挥学院派与民间学者的力量。我们并不缺乏有学问的专家学者，但是我们缺乏肯下“笨”功夫的专家学者。民间史料的价值，主要在于发现，而这种“发现”恰恰需要些“笨”工夫。

五是充分利用新媒体，继续做好多次传播，使更多人了解天津文化、热爱天津文化，使更多人了解书院教育、受益于书院教育。

杜：谢谢王老师接受访谈，希望问津书院在您的领导与管理下，沿着已有成绩继续努力，在传播天津文化、建设书香城市、推动当代书院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结 语】

在采访过程中，王振良先生多次提到“做事一定要好玩，要善于发现故事”。他说：“所谓好玩，于个体应当有趣，于他人应当有益，于社会应当有用，只有这样的平台才有可能坚稳牢固，不受或者少受外界风浪影响。”是的，他的工作，他的生活，总是围绕故事而展开。当年关注城市建筑是因为“好玩”，挖掘天津历史是因为“好玩”，搞出版是因为“好玩”，写小洋楼的故事是因为“好玩”……现在，除了担任学校的教学工作，他仍花很多精力在问津书院的发展上，他依然觉得这是“好玩”的事，而并不是因为名或者利。也许，正是他的这份乐趣与坚持，才让他之前的所有积累都为问津书院发展奠定了基础，才让问津书院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取得丰硕的成果。从“问津讲坛”到“问津学术年会”，从《问津》杂志到《问津文库》再到《天津文献集成》，从《品报》到《开卷》和《参差》……问津书院为读书民刊发展，也为民办书院发展提供了借鉴范式。“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这是问津书院不变的追求，也是王振良先生不变的追求。祝愿问津书院有更好的成绩！

2018年12月23日访谈记录、2019年1月23日整理完稿

访谈者杜华伟，哲学博士，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书院文化与思想。

受访者王振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天津市问津书院理事长。

（注：本研究得到敦和基金会及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推出的《中国当代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报告》课题赞助支持，部分文稿内容将作为课题成果于2019年4月出版。原标题：建设当代书院 守望文化家园——访天津问津书院理事长王振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