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时局的背后：东西方缠斗上百年简史

导读：香港时局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条历史的暗线：东西方上百年缠斗——香港回归前为英属殖民地，而香港沦为殖民地之际，也正是西方真正洞开中国大门的开始，同时也是世界两种秩序和文明的大对抗与大冲突的开始。

1）

香港时局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条历史的暗线：东西方上百年缠斗——香港回归前为英属殖民地，而香港沦为殖民地之际，也正是西方真正洞开中国大门的开始，同时也是世界两种秩序和文明的大对抗与大冲突的开始。

在现代人的眼里，西方来使最初提出的要求按照西方的标准衡量谈不上蛮横无理。自由贸易，正常外交往来以及设计驻外使馆等目标不会触动现代人的敏感神经，而且是惯常的外交方式。然而中英两国最终爆发冲突的导因，却是西方侵扰中国的一个更为可耻的因素：要求不受限制地向中国输出鸦片。

1839年，大清王朝终于“忍无可忍”，派出了一个干练之臣，他的名字叫林则徐。朝廷让林则徐即刻前往广州查禁鸦片，迫使西方商人遵守中国政府的禁烟令。

林则徐是一位儒学士大夫，处理棘手的问题通常是晓以之理动之以情。但西方人并不理睬。林则徐怒了，他将所有外国人哪怕与鸦片贸易无关的人，都圈禁起来，不得自由出走。他要杀鸡骇猴，同时表达自己的禁烟决心。随后，林则徐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封信，信中不仅夸赞女王的前任鹰王在向大清帝国进贡时表现出的“恭顺贤德”，而且要求女王销毁英属印度领土上的鸦片。

当时的林则徐志在必得，他的背后是强大的大清王朝。但他显然高估了祖国的强大，他对外国人下了最后通牒，如若不主动销毁鸦片，他就切断中国产品的对外输出。他说，没有中国产品，”夷人何以为生？”“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

不知道维多利亚女王是否收到了林则徐的这封信。但西方媒体知晓了大清王朝的一举一动，并在报端大肆渲染林则徐围困洋人的事件。他们认为，这分明是对英国不可接受的公开侮辱。于是，对华宣战派开始四处游说。

最初的大清王朝认为英国人的愤怒不足挂齿，中英两国相隔遥远，怎么可能攻击中国呢？更何况，英国人搞鸦片贸易，毕竟是师出无名。正如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这本书里写道：中国几百年的上国地位造成了天朝对现实的一种扭曲人士，自高自大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受辱。英国兵舰迅速绕过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封锁了中国的主要口岸。接待过马戛尔尼的中国官员不屑一顾的大炮显示了残酷的威力。

殊不知，当时的大清王朝在口岸上的所谓大炮，其实都是大明王朝遗留下来的，装装样子而已。到了真刀真枪的时候，就一泻千里了。当时的“老司机”直隶总督却发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不能战，并且在天津主动向英国示好。他说，中国官员将“秉公查办”，但此前英国舰队“须返回南方”。

退兵有功的这位“老司机”于是被派到广州取代林则徐。当时的大清王朝主政者似乎并不了解英国巨大的技术优势，指示中国官员在于英国代表谈判时拖延顺日，等待中国调兵遣将，并可突然袭击。

此时的林则徐很可怜，他被流放到遥远的中国西部边陲。被放逐的林则徐一路思考西方武器的优势把那个拟写了密折，建议中国发展自己的先进武器。

但“老司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接替林则徐的他在英国人焦虑等待下炮轰了几个港口城市后，不得不与对方坐下来谈判并签署了《穿鼻条约》，给予英国在香港的特殊权利，并赔偿英国600万美元，同时允诺今后中英两国官员平等交往。

中国的“皇帝”对此结果非常不满意，龙颜大怒，不仅将这位”老司机“缉拿归案，而且还处以极刑，后来才改为流放。

而英国政府认为当时的代表义律和大清帝国签署的此条约，也没有完全照顾到英国人的利益，于是改换新的代表，重新和中国“对阵”。

这个新的英国人代表接替义律到达中国后，就来势汹汹了。他带着舰队，封锁了更多的港口并切断了大运河及长江下游的航运。英国兵临古都南京，准备攻城。

这个时候，中国的“皇帝”才开始求和。但，已经晚了。

之后，随着《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进入了“落后该打”的历史劫数中。而香港全境的三个部分（香港岛，九龙，新界）则分别来源于不同时期的三个不平等条约：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即今界限街以南的地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国逼清政府于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

在《论中国》这本书里，基辛格引述19世纪的一位英国翻译家托马斯梅多斯评论说：中国人最初大多没有意识到鸦片战争的长期后果，仅把朝廷做出的让步看做融合并最终降服蛮夷的一贯策略。他推论道：“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刚打完的这场战争不过是一个蛮夷部落的一次闹事而已。这些蛮夷依仗船坚，袭击占领了沿海地区的一些地方，甚至还控制了大运河沿岸的一处要地，迫使皇上作出一些让步。”

然而，西方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安抚的，中国的妥协让步也是建立在“东方宇宙帝国中心”价值观上的，于是，中国的“门户”此后在西方人的船坚炮利中悉数遍开。人类历史上的“欧洲扩张中心主义”取代了“东方宇宙帝国中心主义”。

非常值得玩味的是，当时中英签约条约中争执最激烈的一点就是条约中规定的“地位平等”条款。此前，中国一直坚持淀积在其民族特征中以朝贡制度为代表的中国至尊地位。如今，它遇到了一个不惜使用武力将本国从中国的“进贡国”名单上除名，并证明自己与天朝主权平等的外国强权。

“两国的统治者都知道，争端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礼仪或鸦片战争。清廷愿意用钱和通商许可安抚贪婪的蛮夷。然而蛮夷在天朝享有政治平等的原则一旦建立，将会撼动中国的整个世界秩序，朝廷有可能会丧失天命。”基因格在《论中国》中这样写道：“天朝开始认识到中国军事上技不如人，但仍未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对策。”

西方人注重利益，不好结交私谊以及道德之说。仅仅十多年，中国从繁荣中跌落，沦为殖民势力争夺的目标。“中国夹在两个时代和两种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中间，努力探寻一种新身份，尤其是设法协调标志其伟大的种种价值观与技术和商业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的安全系于后者。”基因格的这句话或许更值得发人深思。

中国人对英国等欧美列强环伺，有着骨子里的“耿耿于怀”。这是历史之殇。

2）

历史之殇的不仅是中英对抗，还有中美之间的对抗。只不过，这种对抗，更加耐人寻味。

亚裔美籍华学者已经证明从19世纪中期的华人开始直到20世纪，亚洲劳动对于北美西部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采矿到修建铁路，从农业到渔业。一位当代作家谈及中国人时写道：“没有他们，铁路不可能修成，农业、甚至矿业的发展都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这些贡献中最显著的代表就是中国劳动修建的太平洋中心线，1869年它在犹他州的岬角点与太平洋会合，象征了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的最终建成。随着铁路的延伸及矿业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劳工以及日本劳工开始从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州向东部移动，同时带来的还有他们横跨太平洋的纽带关系和他们的日常文化。

1875年出版的山姆.王所著的《英汉短语辞书》通过某事务所被散发到遍布密西西比以西的大大小小将近四百个中国城中。

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人不免有所迷恋，同时又认为中国人存在某种怪异之处，与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不同。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人是敌视的，认为中国人身上有很强烈的“蒙古文明”的影子。

早在1852年，刚刚到达美国的欧洲移民便与美国出生的本土人一起在旧金山进行了反华人示威，叫嚣着要一个“美国人自己的加利福尼亚”。中国人是“陌生人”，不可能同化到所谓的美国文化，即“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中来。

1924年，“无公民资格”的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都被拒绝移民到美国。

一位名叫赵健秀的人所写的小说《唐纳德.杜》中再现了这段历史。美籍华裔男孩唐纳德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质疑：既然中国人对太平洋中心线与太平洋联合线的贯通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为何在表现1869年岬角点的图画中竟然没有中国人的形象？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图片之外，自然也就被排除在历史之外。

美国人与中国人在上百年前就发生的排斥与反排斥，实质便是东西方文明的对抗，这显然是一个超历史的问题。但这种对抗其实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当时的美国人排斥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而且还有日本人、印度人等亚洲人种。

如果不是美国的《排华法案》迫使大量的中国劳动离开，今天的加利福尼亚也许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城。

《久居加州》这个史料里这样写道：

“中国先驱者到达加利福尼亚海岸标志着一场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开始，大批自由的、非白种人踏上北美大陆，继而使加利福尼亚成为这个欧洲新世界边疆的最终领域。在同美洲印第安人争夺大陆土地时遭到的愤怒反抗在此后与中国人的斗争中并未如此明显。这场斗争的结果便是在美洲大陆上留下了一群微不足道的少数民族，而他们的聚居地曾经遍布远西地区…由于《排华法案》的通过确定了中国移民的失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从远西诸州驱逐，于是整个北美大陆成为西方欧洲扩展的一块安全地带，成为欧洲人进行移民与繁衍的专属之地。”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研究认为：在美国霸权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概念之中，（中国人）是属于无药可救的。

不管怎样，数百年前中国人在“西方”的努力被压制了，不得不重新开始他们进入美国社会的进程。西方文明以包括暴力等在内的方式，取得了对东方文明的胜利。与此同时，美籍华人身处美国的文化霸权之下，处于文化对抗的漩涡之中。

久而久之，美籍华人不仅没有取得文化自主权，而且还陷入在“感情障碍”之中，并且处于从属地位——再进一步说，他们的“身份认同”出现了撕裂之惑：“美国性”，还是“中国性”？他们有了双重人格——既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和同化，又始终忘却不了民族文化。于是，他们始终游走于美国主流意识的边缘，被剥夺了自我定义的权利。

这就引申出一个至今难以回答的问题：海外华人的“最终身份”认同感——他们的共同身份到底是什么？一头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耳濡目染，一头是东方文明的血缘关系，他们成了“矛盾体”。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遮掩的关键事实：散落在海外的华人群落，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就像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所说，作为全球化的结果，中国的发展依赖着全球经济的运作，并随着后者的要求调整自己。但一个重要的社会结构背景其实就是海外华人群，它使华人在亚太经济繁荣起来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利用自己所处大平洋周边地区这样一个具备战略优势的位置。

因此，当中美发生贸易战和金融战的眼下之时，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刻意地关注美籍华人并有意识地收紧“入口”和“出口”也就意料之中了。这显然是国家竞争的“空间安全战”的一种形式。于是乎，海外华人，左右为难。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

1947年，杜鲁门发起了一项在美国政府中搜索“不忠诚者”的运动。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有超过650万名政府雇员受到调查。“一种保守而恐怖的气氛笼罩了这个国家。美国人开始相信绝对安全和维护现存秩序的必要。”此后，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起了在美国国务院和军队内清查叛徒的行动。

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在对抗冲突中，“间谍”与“反间谍”行动就会登上舞台。

3）

作为海外华人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和香港人同样在中国的独立自主建设和发展历程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香港的“红色潜伏者”华润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相关阅读链接：香港的“红色潜伏者”）

1950年，天津日报启事，中国进口公司于三月十日在天津市成立，依据商品种类，下辖多家专业进口公司。后分立为中国进出口公司（主营对资业务）和中国进口公司（主营苏新业务）。面对严峻的封锁局面，直接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能“绕着弯”做生意。当时的香港就是大陆和外界的贸易中转站，由于当时国民党并不清楚华润公司归谁所有，因此华润在建国初期的对外贸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50年这一年，华润与怡和洋行达成华润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出口生意，即100万吨大豆。而华润的前身联合行从当初的两三万港元起家，当时从业人员只有3名，到1950年这个年头的时候，已经有职员20多人，进出口额达到5000万美元。

在长达30年作为总代理的日子里，华润保证香港市场供应，协助内地制订对港及海外出口计划和扩大出口，衔接货源并建立销售网络，上世纪70年代经华润的对港出口总额已达700亿港元。同时，华润广泛与世界各国加强贸易联系，进口内地所需商品，赚取外汇，为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外贸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香港之事功，刻在历史的印记里。比如，1949年后，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中国获得了大量外汇，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通过霍英东等爱国商人的努力，获取了大量战略物资。1997年后，香港的贸易地位没有改变。

但香港华人，实际上和海外其他华人一样，都有一个“共同身份”的问题——尽管本质的区别是香港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主权领土，而上百年前就存在的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围绕两种文化的“斗争”和对抗在港也在或明或暗的继续着。

只不过这种继续，由于有了“二战”期间的那段特殊的历史而让包括香港在内的东亚成为东西方冲突的场地，而变得越发的关键和微妙。更何况，眼下还正处于中美关系的贸易战、金融战交织之中，以及整个世界的政经秩序处于震动和重构时。

香港不可丢，香港不可乱，香港不可倒，则是中国人的普遍共识。

4）

理由是：一方面是包括香港在内的东亚作为东西方冲突的场地，谁都不敢大意；另一方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似乎难以忘怀“二战”期间如何成为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交易牺牲品的。

1942年夏季中途岛战役之后，战争的又是转到美国一边。不过，日本在太平洋岛屿上的顽强抵抗表明，要占领日本本土，非牺牲大量美国人的生命不可。若采用尽可能地调动物质资源而不是人力资源进行这场战争的战略，则有赖于苏联的军事支持，虽然在政治上来说是不可取的。《雅塔尔协定》秘密附件规定的苏联加入亚洲战争的代价是将1905年以前属于沙俄的满洲土地和权利仍归苏联。苏联的推进也将威胁到把朝鲜并入其势力范围。这一来，苏联将成为东亚的一个主要强国。于是，中国成了超级大国分别交易的牺牲品。

作为形势发展的结果，战后资本的地位早在战时就成为了美国国内讨论的中心议题了，并胸有成足——不但援建日本，并且按照美国人对于世界规模自由经济秩序的想法进行重构，而苏联则在日本投降前一周出兵满洲，成功地夺得了战略优势。大国之间的谈判产生了沿北纬38°分裂朝鲜的临时协议。东亚地区作为东西方冲突的地理前线和未来势力范围，就这样在一周时间内奠定了。苏联——这个“坏透顶”的国家，无疑重新取得了沙皇在1905年失去的地位，而美国则由此深度介入东亚，并一发不可收拾，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东亚乃至世界局势至今。

德国学者门泽尔在其论文里写道：究竟谁对后来愈演愈烈的东西方冲突承担历史责任？美国？苏联？还是中国自己？如果美国不和苏联秘密达成协议，历史将会怎样？

历史不容假设，由于种种原因，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人和中国人早就数百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发生的争斗则在东亚上演，只不过这一次是血腥的战争，两败俱伤——与之相伴的则是数十年的“东西两大阵营”的“冷战”。

于是，中国及中国人对美国“怒目相向”，就如同19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人对华人“怒目相向”一样；而同样是属于被“盎格鲁.撒格逊文明”深刻影响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则无疑也带着双重人格的烙印，出现了撕扯——欧美文明还是东方文明？

随着香港的回归以及“一国两制”的践行，这种双重人格的冲突和撕扯，加上香港房价的无解、经济发展的波动与权贵和平民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

无疑，此时的香港已然成为世界重新观察和定义中国和中国人的“新窗口”，而美国和美国人的新“冷战”运动则成为一个影响世界新动向的重要变量。

请记住的是：于国家利益而言，永远没有慈善家。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没有答案。

当然，必须要特别严肃说明的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中美之间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有过数十年的“蜜月期”——而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并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期。这段历史详情具体点击阅读链接：曾经沧海难为水：不能忘却的中美两国历史镜像

历史说明，遏制苏联霸权曾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而美国人同时认为，与中国交朋友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潜在的益处。两国和平共处之际，中国安心发展国力之时。

其实，不仅如此。中美在香港问题上也是“默契有加”。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法条中规定，美国政府承认《中英联合声明》，并继续视香港作一个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地区，承认香港护照，认可香港作为一个独立关税区，并且可以绕开针对中国内地的瓦森纳协定，进口受到管制的技术和产品。尽管美国的这一法案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抗议”，但聪明人似乎谁都心里明镜儿似的：美国在力挺中国。因为，只要香港的“地位”岿然不动，中美双方的利益就不会“双输”。（相关阅读链接：中美之间最大的默契，是香港）

现如今，中美合作遇阻，凛冬似乎已至，我们也只好做应付最坏的情况准备了，祈祷最好的结果出现...

5）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或许，最大的“灾难”不只是来自于外部。自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到了“十年一变”的历史动荡中。

不及十年，按照史学家唐德刚的说法是，便出了个儒释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后再政制上又冒出个2000年未尝有过的外交部即总理衙门；在其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李鸿章的洋兵洋操；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孙中山的建立民国和胡适的全盘西化。

差不多是十年一变，而每一变传统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至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又开启了更加动荡的历史节奏：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三中全会...

“痛定思痛，生为现时代的中国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不幸地生在中华民族史上的大转型期”，“而这个大转型期还没有尽头”。

（本文撰写同时参考的重要著作和资料：《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亨廷顿等著；《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德里克著；《我反抗》，津恩著；《论中国》，基辛格著；《晚清七十年》，唐德刚著。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