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斐斌：对家族活动健康运行的思考

导读：目前在中国大部分农村，由同姓构成的家族所组织的日趋活跃的修谱、祭祖、建宗祠等活动，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有些家族已影响到当地的社会管理，甚至开始向城市渗透。故而，极有必要展开对家族活动的研究，以维护和促进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作者：聂斐斌

目前在中国大部分农村，由同姓构成的家族所组织的日趋活跃的修谱、祭祖、建宗祠等活动，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有些家族已影响到当地的社会管理，甚至开始向城市渗透。故而，极有必要展开对家族活动的研究，以维护和促进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一、家族蕴含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家族主要指的汉民族中以姓氏为标记的同血亲群居群体。它的显著特点是日常运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并充当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播者。它通过长辈的约定成俗和对晚辈的不断教化，使个人和整个群体的思想、行为、习惯，万变不离儒家文化其宗。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中，家族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比如凝聚人心、礼貌待人、尊老爱幼、规范同胞行为、助学及扶贫帮困等等,直接促进了人才培养与社会稳定。

对此，我们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对家族活动只要进行适应新时代的与时俱进的改造，还能发挥比传统更为积极的作用。下面从两个方面来展开探讨。

2、经济方面

(1)、强化家族经济观的改造有利农村加速步入市场经济轨道。中国大部分农村从事的是“靠山吃山”的小规模种养业自然经济，农民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一条艰难、漫长而又必然要走的道路，并且需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对此，我们应该看到，这需要解决的还不只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科技含量、开拓市场销路等具体任务与发展方向的问题，还要解决紧跟市场需求如何统一农民思想、协调农民关系的问题。

按照西方的做法就是要组建“农民协会”这样一个组织，以打破现今农民偏重单干与不论种田水平而平均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封闭与分割状态，在大农业框架内布局产业分工与整合资源优势，实现规模效益。我国现是土地相邻的两户农民种什么，都很难达成共识，甚至各唱各的调。

农民需要有能驾驭市场的高可靠性组织的引导，这是中国“三农”问题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家族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要超过其它形式的社团，因它能打破地域乃至国家界限，而把同宗与同姓的优势吸引到故乡的开发中来。

家族成为经济组织既帮助了农民，又为城市人口的创业提供了真正“大有作为”的广阔空间，有利城乡一体化。从大处看，家族能够整合资源与力量，成为支持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生力军。

家族参与经济活动有较强的生命力。一方面它能在同姓间打造让资金、技术、权力、信息、人才与农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化配置的大舞台；二方面它人口众多，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生活与生产资料消费市场。

如果家族也可以实施“家族采购”，则不仅农民能享受更多出厂价商品的实惠，还能以需求订单换取劳动力与农产品及深加工品的输出。家族一旦以此方式完成了利润的原始积累，便可以家族公有出资加多渠道入股培育出一批“混合所有制”的跨国集团公司。

(2)、利用家族经济思想中的亲情、民族情和爱国情等有利于对国民经济的调控。

一方面家族的通盘规划能够在区域经济中起调整结构的杠杆作用，减少因个人与地方的盲从而引发的重复建设。这其中应看到，家族的经济活动是难以造成资源浪费的，因它更多的项目是集中在服务工业与农业的第三产业上，而这也是我国鼓励发展的；另一方面家族能保护民族工业。因“家族采购”可以偏向于民族工业，随同胞对家族的经济依存度增强，家族还可以通过思想工作的倡导来促销国货。

3、文化方面

(1)、借用家族的崇学情结与力量能加快教育发展步伐。现在，农村和城市工薪阶层的大多数子弟，不说上大学，就连义务教育阶段也为学费犯愁。

然而，家族有着一贯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它能够多渠道筹集资金与整合社会资源支持教育事业。这除了募捐外，家族可约请大学所在城市的同胞为本族大学生提供食宿方便、中介假期就业等。这无疑将开辟一条减轻政府负担的“科教兴国”之路。

(2)、同姓家族间的联合互助有利推动祖国统一。强化家族认同感是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的基础，家族起作用不仅能营造海内外华人的空前团结，完成统战的作用。

(3)、家族通过推进全球华人的互动能加速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是不信鬼神的唯物文化，并且没有排斥异族的小团体心态，这使它有了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先进性与包容性。

家族是传播儒家文化的主要载体，当家族有了发展经济与民主的双重内涵后，儒家文化必得到极大的完善与丰富，甚至在ZF和家族的强力推动下，儒家文化也将迎来全球化的高潮。

如果设想让国内家族联合海外华人家族来推动文化交流，必使非华人社会加速吸收儒家文化。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儒家文化是最具同化力的先进文化。

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儒家文化的全球化，必然掀起新的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民族融合。

二、日益活跃的家族活动存在的弊端

家族尽管蕴含着上述的积极作用，但它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除了修谱、祭祀、建祠堂等大规模复古文化活动外，有些地方，家族已开始由文化活动向政治势力过渡。

如组建领导班子管束族胞行动、介入乡村矛盾的处理等；有些地方，家族已开始诱变人们的思想。如重视男人的参与和过分渲染“后继有人”的企盼，将冲击计划生育意识、纪念祖先有可能促使祈求先人和神灵保佑的迷信抬头；有些地方甚至引发了一些新的纠纷。

如，我国在1949年取缔家族组织后，姓氏界限被废除，各邻姓间坟山的专属性也随之终止。但因旧家族有开基祖坟山“永禁进葬”的习俗，所以，现已有多个地方发生了要求外姓迁坟而闹起的纠纷。

家族为何会表现出消极影响呢？根据当今社会经济、政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正朝着全球化、民主化和合作化方向发展的总趋势，笔者通过比较、归纳，发现家族活动存在着与这个总趋势不相适应的四大弊端。

1、游离于监管之外。各地的家族活动，包括个别家族领导班子的建立等，很少听说有经过合法批准的。特别在一些地方已形成的日常家族管理，甚至取代了基层管理职能。比如内部矛盾的处理，人们已渐渐地不找乡长找“族长”。

这虽有利于把矛盾控制在萌芽状态，家族管理是不能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否则，容易出问题。据早几年的媒体报道，某省农村曾发生过家族长辈把强奸犯罪案，当作纠纷调解了事，后导致嫌犯多次作案。

2、没有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人追求富裕生活的必然手段是发展经济。但因中国人长期奉守个体的农耕自然经济与读书做官的仕图经济，使家族在经济问题上很少有发言权或者不需要发言，这就养成了家族与族众的经济活动隔绝，甚至鄙视经商者的陋习。

如，除了读书外，各行各业都被视为“万般皆下品”。目前，家族的活动仍是与经济脱轨的，它们仍以“继承历史、尊重祖先”的旗号来达到凝聚人心的目的，而很难看到有关整合家族优势发展经济，以谋求同胞共同富裕的主张。

市场经济需要人们结成广泛的合作关系，人们迫切希望谋求好的经济主张与项目来发家致富，但在家族活动中，发展经济并未迅速变成全族主流的或者核心的思想。

3、在家族中，长辈的意见至今还存在强制执行的习气，晚辈们通常也都乐意去遵循与执行。这是由儒家文化的“中央集权”思想与尊重长辈与长官的道德伦理观造成的。

尽管今天的人的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但家族活动仍偏离了民主，而带有浓烈的旧家族族长“一言堂”的烙印。这对于家族参与市场经济是十分有害的，因市场中某个不起眼的失误，就可能导致血本无归。

由此可见，不去除家族这种极端崇尚权力的陋习，要产生推行民主的国家领导阶层与广泛支持领导层的群众基础，都将是十分艰难的企盼。

4、氏族间缺乏经济合作意识。人们只要稍作思考，就会发现大多数发展先机，都被那些勇于开放自己的个人或团体占据着。因为开放促进交流与合作，以借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

然而，可叹的是，中国家族活动日益活跃，就偏没有人提及本姓与外姓开展开放性经济合作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家族的又一弊病。

家族现今的做法是内部的经济合作，仅限于红白喜事和农忙时相互提供劳务等，还没有意识到挖掘族内优势合办工厂、公司等实业的必要性。

自然，对跨姓氏的合作也就没有了结合点。此外，传统的封闭习惯也养成了跨姓氏间不合作的局面。这首先是个人与个人的问题，中国人因主见多，合作办事极易产生多极核心，所以，中国人常有“合伙生意做不得”之叹，这就养成了中国人喜个人单干的习惯。

其次是以姓氏为单位划分成小团体，彼此间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以及对坟山、乡村资源的排他性占有等，也养成了封闭的习性。有些则因为矛盾产生家仇族恨，而老死不相往来。今天的人们尽管盼望开放，但在家族活动升级中，氏族间的关系仍与旧家族同等封闭。

三、家族活动活跃及弊端形成的根源

家族活动活跃主要有以下原因：

1、家族的辈份等级制成了恢复其组织功能的天然条件。我们知道非家族性群众社团一旦被取缔，要恢复很难。因为“人无头不众”，瓦解了其领导班子或没有人敢再当领导，自然也就瓦解了组织。

但家族则不同，1949年后，我国是取缔了家族组织的，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风平浪静，但改革开放后，因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环境改了，家族几乎是几年之间就走向了复活。究其原因，家族辈份的高低等级关系转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为活动的启动与升级提供了组织动力。

2、家族正因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加之亲情割舍不断，所以，家族活动始终对大多数人具有吸引力。也正是这种吸引力构成了活动活跃的参与度。

另外，对活动不积极者，不是担心被扣上“不要祖宗”的帽子，就是怕遭遇多数人的“歧视”，而不得不“屈从”其事。

3、海外华人为家族的活跃注入了活力。华人在海外饱受种族歧视，故而其“树高千丈不忘根”的思乡情节，较之国内同胞要强烈得多。

改革开放后，他们极力出资赞助的祭祖、修谱、建祠等活动，也给故乡的同胞以极大的感染，堪称“里应外合”促成了家族复活。

有些家族虽没有海外华人，但当左邻右舍的外姓都红红火火搞起来后，强烈的攀比心理使他们再也按奈不住，结果是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

4、家族活动本身具有亲和力。家族活动不同于邪教组织，相反，家族活动还具有团结人、教育人的作用，它每次活动的策划，也并不构成对社会的违害，甚至初衷还是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的。

此外，近年个别地方干部的作风、民风也有日下之势，使人们有一种“人心思治”的愿望。农民作为素质不高的弱势群体，他们也希望在地方能有一支为自己说话、评理的后盾力量。

家族存在的四大弊端也有其根源：

1、目前，在家族的问题上，基层ZF多采用放任的态度，既不支持，也不制止。原因也大致有三个层面：一是活动没有鲜明的违害性，一时拿不出制止的理由。盲目制止又怕引起公愤；

二是有些华侨、著名企业家，甚至离退休老领导，也常应邀出席家族活动，制止怕挫伤他们的感情造成负面影响；

三是一些乡、县领导是所搞活动家族的一员。他们有些是持支持态度的，有些想反对又怕受族中长辈指责。所以，只要不闹出问题，就都保持沉默。

2、家族缺乏经济意识、民主意识和氏族间合作意识也有其深层的社会成因。一是人们都不知道明天的家族到底要如何建设。也就是说，人们对家族活动的未来模式是模糊的。“怎样建设家族？”、“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家族？”没有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具备与时俱进的品质；

二是旧家族的传统活动模式十分成熟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旧家族的活动是有思想性的，活动内容也十分丰富。当家族在新时期不知如何作为时，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照搬传统做法。这就使得家族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封建糟粕；

三是农村人才匮乏，制约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与行动跨越。中国在封建王朝时期，大凡为官者到老都要回故乡“颐养天年”，年轻者可在家乡购置田地与房产，产生了“根留故乡”的效果。

四是国家政策缺乏对家族的管理与引导。新中国的政府是遏止家族的，以至今天迁居城市或国外的人，对参与家族活动仍心有余悸。

城市现今的年轻人由于与农村隔离，对家族文化较陌生，也就没有参与热情，而鄙视农民的部分人也恰好来自他们之中。可见，农村在通往城市化的路上，是缺乏城市新生代支持的后劲的。此外，由于家族具有封闭性。

四、引导家族活动健康运行的对策

通过前述的分析，不难看出，家族活动活跃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从它的利弊看，主张“放任”或“取缔”都是不可取的，采用高压手段的取缔也是不符合“依法治国”的发展政治文明宗旨的。笔者三思，认为对家族活动日益活跃的对策，应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定位到趋利避害的“改造”上来。

1、必须规范对家族的领导。国家应通过立法对家族的存在与发展进行规范。但是，对家族的规范不能过死。

另一个应注意的是，家族管理对族胞的个人行为不存在强制性。它对族众的管理是建立在族众自愿接受管理的基础上的，这就要求它的日常工作必须以追求“多赢”的利益局面为目的。

2、引导家族活动将家族管理进行规范化。

规定理事长不论辈份高低唯才是举、连任不超两届，以及代表大会可以罢免理事长等条文。为确保理事会决策更具适应性，更得经济发展，家族还应聘请不常驻家乡的海内外族胞、邻姓特长人士等组成“顾问团”。

3、要把家族建设成为经济合作组织。家族理事会每年都要向族胞报告经济发展规划。家族经济要注重用好自身是市场的优势，并把这种购买力通过“家族采购”转化为具体的经济项目；家族要注意立足农村，通过吸收城市与海外同胞的技术、资金等开发农村资源，以减少经济风险。

这里特别应注意的是，家族应尽可能扮演形如“博鳌亚洲论坛”的角色，避免家族过多地干预具体的经济行为。这其中包括过多地参与具体项目的投资，要吸取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的教训，避免贪多求全地大办家族公有的独资或控股企业。

应该看到家族的资金多来自同胞合资，一旦亏损就可能因大面积损害同胞利益，而造成严重信用后果。

4、要广泛拓展氏族合作。这除了本地的族族间合作，还应该鼓励各家族“走出去”或“请进来”，面向全国或全世界华人社会，开展同姓间或跨姓氏间的经济合作。

综上所述，我们要通过对家族的改造，既维护安定团结，又培育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点。对家族的问题，或许在短期内还会存在疑虑与迷惘，但我们应认清一点，即改造家族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有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用科学的理论去占领农村阵地，实际上是弘扬先进文化；整合家族力量、实行民主管理、扩大氏族合作，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主题促进城乡一体化，就是在为群众谋取利益。（节选）

作者简介：

聂斐斌：全球聂姓大联网首倡者、中华聂族宗亲协会荣誉会长、中国有色金属报记者；热心家族事务，研究家族历史有30多年的经验，思想很具建设性，其探讨家族建设的系列研讨文章，在百度、本人实名新浪博客可见。联系QQ、微信号：465518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