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向何处去？
导读：以产业转型升级为前提的成长之痛终将被抚平，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自贸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滨海新区、国家中心城市和“一带一路”等多个国家级战略叠加，天津向何处去？
文 / 人猿泰山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工业的发祥地，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城市，六百多年的建城史包含着太多爱恨情仇，成长的烦恼一直如影相随挥之不去。
一直快速增长的天津，似乎也因5年前滨海新区港口的一声爆炸，经济发展速度进入令人唏嘘的转折点。历史的荣耀与今天工业的负重相当，GDP排名一路下跌，没有明显企稳的迹象。
以产业转型升级为前提的成长之痛终将被抚平，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自贸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滨海新区、国家中心城市和“一带一路”等多个国家级战略叠加，天津向何处去？
谁的天津
城市如人，各有特色。
天津作为“天津渡口”，其兴盛发达与漕运、港口有着密切关系。在明永乐二年正式建卫筑城，600多年的建城史包含了太多的波折起伏，天津近现代工商、金融业兴盛繁荣。它曾在一片涂炭中绽放过光芒，五大道历史街区隐含着近代中国的伤疤和海河都冲洗不掉的泪痕。百年之后，记录着无数历史风云的五大道保留下了中西合璧、古今兼容又极具沧桑感的万国建筑博览苑，成为天津也食人间烟火的独特城市风情。
清代中期起，天津已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商业中心和第一大港口码头。军旅文化、商业文化和海河漕运文化，滋养了这座城市丰富而独特的气质，天津人热情干练、豁达乐观的性格中，也略见粗犷剽悍气质遗风。
历史的起伏使天津并不追求像北京一样堂皇显赫的皇家气派，而是甘愿俯下身来，接纳、汇聚浓浓的平民烟火气。像如杨柳青年画和泥人张彩塑，就是天津文化最抢眼的两张名片。
由于天津牢牢据守着渤海的湾口，也就紧紧地庇护着都城北京的东大门，所以天津自古以来就兢兢业业固守要冲。为强调它的身份，把它叫成“天津卫”，在中国城市演进的舞台上扮演着任劳任怨不可或缺的男二号。
务实又豁达的天津倒也很看得开，欣然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天津作家冯骥才曾写过《俗世奇人》，其中除泥人张，更多记载了一些姓名不详的三教九流。充满市井传奇的故事没有被粉饰或忽视，这正是天津难得的魅力。
所以，相声发源于天津，曲艺在天津生长，简直就是必然。
在天津人艰难的生活里，总能把自己的日子过成段子，心态锻炼得倍儿好，所以，天津人的市民气质正如电视剧《阳光的快乐生活》里的经典台词：“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
近代的天津，也绽放过实业救国、洋务运动的光芒，商埠林立、工业繁荣，虽不比北上广的领跑意识，但对于天津人来说，城市一天比一天好就够了。现在的天津好像一个几经沧桑的老人，卧在渤海湾，逢春沐雨，蛰伏着千年的念想。天津似乎不是一个被欲望鞭挞行进的城市，一如贯穿整个天津卫的海河，孕育了这座城，也倒映着这座城的魅力，风来、波起，风去、宁静。
一个坦然的操作是，2017年底，天津主动对GDP“挤水分”，《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比较适宜的评论文章：“让经济数据不含水分地增长、让老百姓的幸福感不含水分地增强，得到的是厚实的里子，这才是长久的面子。”
幸福的生活使天津的家长们大多不希望自己孩子出远门，有段子说：有家长出言威胁，如果孩子敢去北京上班就跳楼。天津河西区的孩子如果去了南开区上学，就相当于跨省。这或许是“哏儿都”自造的乐趣，但天津人相比其它地方，传统上更恋家的说法还是比较公认的。
爱曲艺、爱逗贫、爱抬杠、不爱较真，这是天津人性格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天津人对这座城市没什么不满，这里交通便利，地铁发达，公共设施齐备，商业餐饮业比较繁华。教育资源优渥，坐拥两所985和四所211，在高考这场战役中闷声发大财。生活压力不大，高雅艺术和曲艺演出都有大量拥趸，城市治安良好，日子过得滋润。
所以有人说，说到发展，全天津最努力的，当属相声演员。因为他们一旦松懈，很轻易就被群众反超。
然而再好的心态也挡不住赤裸裸的现实。
就业前景、薪资待遇、行业氛围，北京比天津好太多，相同的岗位，北京和天津的工资能相差2-10倍。京津城际又让距离变得不成问题，每天开几十个班次，单程30分钟到北京南站，就算是双城通勤，所花时间也跟北京东城到西城的时间差不了多少。人才向北京转移，用脚投票，这就是现实。
天津错过了什么
天津是一座制造业非常发达的城市，比如著名的汽车、火箭和一些手机配件等，天津的工业以及制造业的产品非常齐全。
十多年前，天津的手机产量几乎占了北方的一半以上，尤其是当时的摩托罗拉。那时天津经济达到巅峰，经济增速领跑全国。
后来智能手机横空出世，天津渐渐衰退，不光是电子产品，就连天津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也不复当年的威风，天津经济终究是再难续写往日的辉煌。
近几年，天津人口、GDP增速缓慢，财政收入出现下滑，税收基本零增长，感觉要揭不开锅了。
2017年，天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长，为-10.4%。2019年状况稍微乐观一些，财政收入扳正，但也只是0.6%，个人所得税下降25.7%，城市活力也不容乐观。
天津，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时，突然出现下跌？仅仅因为统计方法“挤水分”吗？
事实上，天津相对于全国大多数省份仍然是城市整体发展水平较高的先进城市。但相对于北京、上海，天津的落后早就开始显示。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津的总量高于北京，但到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京津沪在经济上的差距已经相当明显。在GDP、人均GDP、工业增加值等关键经济指标方面，天津都落后于北京，与上海的绝对差距也进一步扩大。
从发展历程看，京津沪差距的扩大始于1992年，但2000年以来，北京缩小了与上海的差距，京沪的领先得益于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
但整个变迁过程的差异更大地体现为产业结构上的差距。北京三次产业比重中的第二产业从1952年的38.7转变为1978年的71.1，到2019年为16.2，也就是说，北京经历了第二产业逐渐上升后，进入三产快速发展的所谓发达国家城市的产业结构形态。
天津的发展则经历一个与通常认知相违背的“反潮流”过程，第二产业比重变化从1952年的49.3转变为1978年的69.6，到2019年为35.2，但二产下降反超三产是从2015年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天津的工业化过程还没完成，或者说改革开放后，天津并没有迎来北京那样发展服务业的机会。
尽管天津发展成绩犹在且显著，但相对于北京、上海的落后是无容置疑的。
从经济的运行模式看，天津的没落源于：在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轨，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两次过程中迷失自身。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天津的对外开放门户、港口和交通运输枢纽作用决定了天津当时的国际地位、北方商贸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城市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制约了天津优势的发挥，北京的地位变迁也直接影响着天津城市的发展，所以，当北京转身要做经济中心时，天津必须走自主发展道路。但在计划经济下，天津自主发展并非易事。在全国一盘棋的条件下，商品流通取缔了，只剩下产品交换，天津货物贸易地位的重要作用直线下降。
并且，北京成为首都后，铁路运输逐渐取代河运、海运，天津不再是“拜见天子必经的渡口”，天津的战略地位也开始下降，与此相关的产业、企业纷纷转移，天津的优势被一一击破。这一时期，天津损失是致命的，况且，东部沿海地区、天津还承担了大量支持三线建设的任务。
这一时期被经济学者称为天津“被落后”状态。
但天津的主动落后在于改革开放后。
虽然天津较早进入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列，赋予天津较好的改革定位。但天津还沉浸在过去的辉煌荣耀中，结果造成北京的逆向选择，大力扶持秦皇岛及“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滩涂”优势的曹妃甸港口路线。
从发展模式看，天津在上世纪80年代，陷于计划经济的老思维制约了天津经济发展思路的转换。有经济学家指出：“天津在价格改革中的一系列‘孤岛’行动是导致天津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1986年以后，当时，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30多家火柴厂陆续调高火柴价格，唯有天津火柴厂一家直到1988年还维持2分钱一盒的低价。结果是，天津火柴大量外流，政府补贴越多，流出量越大，财政亏得越多。天津长期自诩的价廉物美影响了天津发展的财富效应。这种低工资低物价的政策，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到20世纪末，天津的工资比北京低1000多元，使天津工业失去发展后劲，成为改革大潮中的孤岛。
这种思维从另一方面凸显出来的问题，不得不说是地方对企业的保护，虽然赢得一时稳定发展，但问题却在工业转换升级的大潮中显示出来，天津渤海钢铁集团、飞鸽电动三轮车制造公司破产清算等等，国资企业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新闻也层出不穷，倒在供给侧改革红利释放的黎明之前。可以说这是企业正常的更替，但在其他地方更替更多的是鲶鱼效应。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2005年前后，天津对夏利汽车的支持，那年夏天，满大街跑的都是出租车，夏利成为国内第一个销量突破20万的轿车。而2019年，天津一汽夏利汽车与博郡汽车重组，宣告天津再无夏利，今年9月28日，*ST夏利公告称：天津博郡股东会决定，自2020年8月1日起停产停业，期限3个月。夏利重组之路还在艰难前行。
2020年天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仍然存在；痛快办事、快乐服务的氛围不浓，‘官爷’文化根深蒂固。”
从“十一五”到“十三五”期间，是区域规划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寻找新增长（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圈）的黄金时代。最后呈现的是城市的“虹吸”和“诱惑”，本质是从追求速度数量到追求质量效益，从外延式到内涵式发展。
不过，在产业转型的这项重大议题上，谁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天津更难。
天津的现实
过去几年，让人们印象深刻的是2015年天津港大爆炸，由此拉开天津环保深入整治，成为天津高速发展止步的导火索，直接影响到了天津工业体系的上下游协同运作。
有媒体称，近几年，天津关掉了超过两万家“散乱污”企业。粗略计算，直接损失几百个亿的GDP。
去杠杆、减税费、挤水分……天津这些年的举动可谓轻装上阵、以壮士断腕般的勇气调整规划，奋起直追。
但是，天津“经济结构老化”，仅2019年，天津就有7家市属企业实现集团层面混改，带动所属276户企业混改，其他二级及以下企业53家完成混改。
从产业结构来看，全市的经济总量有近一半都是来自工业贡献，铺天盖地都是石化、钢铁等传统重工业，而这些行业几乎都没有明显回升，致天津同时面临传统优势产业税收增长乏力、新动能税收支撑能力不足、财政刚性支出较多等问题。虽然从2015年开始，三产比重持续增长，达到63.5，但更多的是来自于二产的持续下降。
天津在第三产业上一直很努力，如打造夜间经济消费等举措，但一直提不上来，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8949.87亿元，回到2015年水平。其中，第三产业金融业增加值增长3.3%、互联网服务等新兴产业增长23.5%，但体量相对较小，对产业税收的支撑力还不够强。
2019年天津政府工作报告称：“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和水平与天津直辖市的地位不相称。”的确，除了渤海银行，当地没有第二个令人深刻的金融机构。
从代表地区经济的上市公司来看，截至2020年8月31日全国城市国内上市数量排行，天津以59家位列14，远不及杭州、南京、成都，更别说拥有300多家的北京、上海、深圳了。并且，根据Wind统计数据，在A股天津板块的上市公司中，国企近6成，高于东北地区的40%。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曾坦言，天津市民营经济规模偏小、活力不足，影响了全市经济结构优化、体制机制改革、社会财富增加和群众收入提高。
随着互联网和金融服务业时代的到来，北京和上海已经走在最前端。就连引以为傲的港口吞吐量，天津在2019年已经排到第七，以前的第三名被唐山港取而代之。
其实，天津现在的“爬坡上坎”，每个城市都曾经或正在经历，但都不像天津这样痛苦。10多年前，以工业见长的苏州也经历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阵痛期。2013年后，苏州将新兴产业作为引资的主要侧重点，并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完成更替。
天津的产业生态被普遍认为“只长骨头不长肉”，其重要原因便是过于依赖固定投资，内生力不强，固定资产绝对值常年高居全国第二。
因为2006年，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一系列“大礼包”从天而降。
当时，滨海新区获得金融领域的特殊关怀，先行先试，央行前掌门被派来当市长，直接操刀。一时间，天津股权交易所、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渤海商品交易所蜂拥而至。
新加坡生态城、加拿大铝业、法国空客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俄罗斯千万吨炼油等大规模投资项目悉数落户天津。
中新天津生态城
像是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从2007年到2011年，天津投资增速保持在每年2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超过40%，可是，步子迈得太大，也容易留下“后遗症”。注重引进重大项目时，忽略产业链搭建，对中小企业的引入与再投资就无形中设置极高门槛。
所以，当中国告别大基建时，天津却一直没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等待它的是一场漫长的阵痛期，时至今日，依然在“刮骨疗伤”。经济增速大幅拉低。到2020年上半年，GDP总量是重庆的一半，首次跌出全国十强，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天津近年GDP增速全国倒数第一。
天津活力的丧失还体现在企业生态上，从2018年天津喧嚣一时的“海河英才”行动结果可窥端倪。
被认为是天津战略调整，从投资驱动转向科创驱动的“抢人大战”，发布48小时，就吸引多达30万人关注，抵上西安辛辛苦苦大半年拉人成效。面对空前的落户热情，天津表态，为杜绝“户口空挂”“暗度陈仓”等现象，严格实行“先落档后落户”的规定。烈火一下被浇灭。
官方数据披露，截至2020年4月底，“海河英才”实施两年，累计引进26.9万人。但令人担忧的是，根据统计公报，2018年天津常住人口仅增长2.7万，到2019年，增长减为2.23万，天津对人才的吸引力明显不足，这在中国城市中，是非常罕见的。
因此，有媒体认为，天津再不奋起，将会跌出强二线城市。
从“海河英才”实际结果来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产业机构失衡，国企占据市场经济主导，民营经济活力缺乏，人才没有可用之地。尽管天津专业化众创空间数量达到全国第二，但天津的创新创业氛围相对并不强，“保守”成了本地人对于天津这个城市的固化标签，“活力与创新”变得遥不可及。
在恒大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独角兽报告：2020》里，137家中国独角兽企业，天津未占一席。在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2019年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里，列出中国独角兽企业218家，其中天津占5家，总部在天津的只有瑞派宠物、狮桥、旅悦集团三家。
天津正面临部分国有企业历史负担重效益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不高，融资平台债务规模较大，隐性债务风险不容忽视等问题。除此之外，高房价、高消费、低工资也正在成为阻碍人才流入的现实条件。不惟GDP论，但需要新的增长思维，重视开放、就业与吸引力塑造；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应是驾驭这个时代的秘诀。
天津应考虑的是产业链配套、企业生态与京冀错位发展。
天津的突破口
今年6月下旬，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在天津召开，成为天津一年一度的盛事。
作为智能科技领域全球首个大型高端交流平台，“世界智能大会”在天津已经举办了三次，并且每一次都是盛况空前。
天津为什么集中力量办智能大会？因为正转型期的天津，对于工业互联网需求更加迫切，希望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串联城市新兴产业，推动传统工业升级。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和智能化解决方案的策源地、生产地。真正实现“以会带展、以展促会、以会兴业”之目的。
最新数据显示，天津的智能制造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崛起。
2019年，天津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新产品产量分别增长56.7倍、40.0%和85.8%。2019世界智能制造中心城市潜力榜”天津位居全球第十，智能制造产业结构方面，天津以84.89%居全球第一，显著高于样本平均值75.2%。在政府扶持力度方面，天津则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深圳。
在首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天津市就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智能科技产业推动智能经济发展建设智能社会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总体行动计划以及智能制造、智能农业等十大专项行动计划，形成了“1+10”的方案体系。
2018年智能大会上，天津提出了以“智能制造为突破口，推动智能科技产业加快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口号，还提出了打造“天津智港”的目标。
目前，天津已经支持了4批次智能化改造项目900多个，打造了60间智能工厂和100个数字化车间。
针对天津创业创新问题，在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上，特别设置了“海河英才”创业大赛，着力吸引和培育一批具有原创性、独创性、引领性的创业项目，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创新创业氛围。
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天津就频繁出台鼓励创业和人才引进的政策，2015年12月，天津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政策措施的通知》，天津市对经认定的众创空间，分级分类给予100万元至500万元的一次性财政补助，同时，设立种子基金，市财政按30%比例参股，不分享基金收益。2018 年，天津自贸区搭建创业创新平台，设立10亿元发展资金。9月16日天津发布《市人社局市教委关于做好2021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推动做好困难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工作。
为了吸引独角兽企业，2018年，滨海新区于家堡的华夏金融中心被打造成为“独角兽大厦”，定位是：为着力营造优质产业环境，构建“独角兽企业”聚集态势，力争发展成为京津冀地区独角兽企业快速成长地之一，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地标”。天津高新区还立了一个目标：到2020年，培育独角兽企业不少于20家，潜在独角兽企业不少于50家，纳入独角兽种子库企业200家。
在吸引公司这方面，天津着实尽力了。
为什么重视相关智能企业的引入、落地，还是得从北京说起。
随便拉过来一个在天津做互联网或者新媒体创业公司的人，几乎都能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半天：要么就咬牙把公司迁到北京，要么就眼睁睁看着年轻员工一个个离职去北京。好不容易手把手带出来新人，屁股一拍就走了。
智能大会这个点，算是天津独辟蹊径。
作为北方的制造业重镇，天津早在多年前就根据自身优势，开始瞄准智能产业。
2015年，天津就正式实施了“天津市智能制造重大科技专项”。2020年8月6日，天津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发展智能制造的政策措施》，提出“支持制造业企业购置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给予最高5000万元支持”。
目前，绝大多数天津企业已经拥有自动化设备，其中，四成企业已具备完整的自动化和信息化系统。但大量制造业企业仍处于“工业2.0到3.0”过渡阶段，即数字化制造在重点行业得到推广应用，但其他行业及中小企业尚需进行数字化补课。
有人呐喊，无论如何，天津不能再错过智能制造业这锅滚烫的“红烧肉”了。
天津向何处去
京津冀协同发展，一直被视为天津的重大历史性机遇。而天津也是亚欧大陆桥东部起点、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节点、海上合作战略支点，优势非常突出。
但矛盾总有主次，天津着手点在哪里？
京津冀是一个大盘，天津作为直辖市，在经济体量上虽然不排第一，第二位是有保障的，虽然天津面临着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的压力，但京津冀区域发展新的战略布局下，河北得到了特殊的政策支持，天津的内在动力就大了。
京津冀区域发展的经济体量和人才总规模，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一个既定存量。在北京首都功能明确的政策路径下，随着政策和基础设施的逐步到位，人才一定会有向外流动的趋势。
根据《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对三省市的定位：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北京的最新定位只字不提发展首都经济。含着“金钥匙”诞生的雄安新区和通州，发展壮大都需要数十年，暂时对天津都不算利空。此时的天津，正好可以借势北京人才高校和科技研发，增加产业附加值，调整工业结构，大力促进民营企业发展。
但重要的是，是否有良好的产业生态容纳人。
2016滨海新区“挤水分”，统计注册地改为在地。也就是说，以往滨海新区GDP统计是以公司注册地为标准，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在滨海注册的公司，实际生产都在外地，要反思的是，企业为什么宁可给天津上税，也不想留在天津？
导致资本的注入与人才落地影响又是什么？
2019年7月，时任天津市市长张国清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天津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表示：“一基地三区”的定位就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而创新驱动发展是其主线。其蕴含的核心思想是，技术创新是核心和基础、服务创新是支撑条件、制度创新是先导因素。创新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天津实现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但不管理论如何，天津未来发展必须充分融入“一带一路”、京津冀包括雄安新区发展中，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上位。
因此，天津市近几年紧扣“一基地三区”发展，“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对于天津来说，结合自贸试验区和自创区两大政策优势，构筑环渤海地区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和产业合作发展平台，提升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和智能制造发展水平至关重要，特别是建设临港高端制造业基地，掌握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环节，优化提升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汽车工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形成高端装备全产业链，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两大”产业和文化创意、大健康“两特”产业为重点，聚集大量创新型企业，构建以“天河一号”“天河三号”超算、曙光计算机、飞腾CPU、“银河麒麟”操作系统等为代表的我国自主安全可控产业链。
通过四届世界智能大会，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天津正向我们走来。
而地处环渤海经济带和京津冀城市群交汇处的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区，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同时联通三座亚欧大陆桥的港口，天津2016年颁布了建设实施方案，目标是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
滨海新区也早在2006年就确立了“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定位，2011年国务院批示，计划用5—10年，把东疆保税港区建设成为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核心功能区、国际航运融资中心。重要的是，环渤海湾有六十多个港口，地理位置相近、产业结构相似。所以，推进环渤海组合港体系，调节利益分配是天津应重视之处。天津应形成海陆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自下而上争取和扩大与内地的交通联系，使得东北华北西北都可以成为天津经济的绝对腹地与交叉腹地，打造港航总部经济，服务京津冀城市群、辐射东北亚经济区域，在可能条件下开通日津欧大通道，延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丝路空中走廊，与其它港口错位发展。
至于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要解放思想，这一点，对天津尤为重要。要知道，做优城市生态不仅仅是环保，更是创新产业链、资金链、政策衔接、人才层次、学科基地、交通等一体化的综合。提升产业链条的配套发展能力，提高价值链、内生力转换和科研吸收能力才能形成洼地效应。
在城市空间发展结构上，1986年版天津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一条扁担挑两头”的城市布局构想，即以海河为轴线，改造老市区作为全市中心，工业发展东移，大力发展滨海地区。到2008年《天津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提出“双城双港”战略构想，形成“一轴两带三区”的市域空间布局结构。城市建设始终沿着海河进行，形成了主城中心区和塘沽城区双核心的城市结构。中间串联着开发区、空港物流园区、现代冶金产业等新兴工业园区和城镇组团。如果构筑梯度合理的城镇体系，将天津人口空间布局放在京津冀城市群中进行考量，产业向新城聚集、工业向园区聚集，实现产城深度融合，串珠成链，中国第三增长极的厚望才有可能实现。
借用《600年：诉说天津沧桑》中的一句话：“义和团的刀光剑影、望海楼的熊熊烈焰、金汤桥的胜利欢呼，都在印证一个道理：抗争只是无奈的奋起，自强才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