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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老人居然做出司法部都干不了的事……

来源:德国优才计划 发布时间: 2021-10-08 16:36:22 编辑:夕歌

导读:今年,是《英美法词典》出版的第17个年头,在这17年里,我国的外交体系越来越完善,在国际上也能挺直腰杆了,而在这背后,不知有多少像这群老人一样,默默付出的耕耘者!

一、

疫情以来,中美关系多次进入僵局,之后中印发生冲突,美国更是在其中煽风点火。要放在几十年前,与美这样的外交境遇,一定让外交官们焦头烂额,因为,我们在1993年,几乎不能与美国交流!

是什么,让中美谈判有了起色?这段往事,尘封多年,一提起,没有人能不落泪!

这次的主角,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被称为“东吴学士”,无权无势,却做了司法部都做不成的事,然而他们已经被我们所遗忘!

他们被发现,全凭一次偶然。

1993年,中国政法大学在读研究生薛波,在翻看资料时,惊奇发现,我国居然还没有一本,适用于自己的《英美法词典》!

泱泱东方大国,缺少这样一部法律,是什么概念呢?

简单来说,就是在外交上,与执行英美法的国家,如美国、欧洲等国,使用不同的法律概念,根本无法正常交流。

就拿19世纪70年代,中美谈判僵化一事来讲,中方与美方,简直是“鸡同鸭讲”,

完全不懂英美法的我国外交官,在谈判里无法守住一席之地。

二、

所以,当薛波知晓这件事后,寒毛直立,因为他知道,改革开放近15年的中国,已经不可阻挡地走向外交,缺少这一部法律,相当于鸟无双翼,寸步难行!

作为法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他急啊,立马召集几十名年轻学者,每天工作16小时,苦苦奋战两年,可当他们满怀信心地展示初步成果时,却遭到了英美法的学者们一致否定。

学者们告诉他们:“年轻人,这不是你们的问题,而是英美法教育,已经被你们割断30年了,又怎能一朝一夕就接上血脉呢?”

听到这个讯息时,他脑袋一下子就蒙了。上哪里找,精通英美法研究的学者呢?找不到,这事就只能搁浅了。

可这事,不能拖啊,必须要看到一些民族的曙光,去填补国家在这一块的空缺。

皇天不负有心人,偶然的一次机会,让他了解到,原来民国时期东吴大学的一批法学前辈,还生活在上海!

他内心翻涌激动,要知道,东吴大学是我国无数名法学权威的母校,曾经出过6名中国籍法官,更是中国,唯一一所系统教授英美法的大学!

东吴学者的法学知识有多深厚呢?

1946年,东京审判用的是英美法程序,蒋介石找遍整个中国都没人懂英美法,最终点名去东吴大学要人,结果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团队,包括法官、检察官、顾问等,几乎都来自该校!

三、

薛波立刻意识到,只有这一群学者,能帮咱们了!

但他也知道,这一行邀请,可能是“成少败多”。毕竟,这一群学者,曾经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东吴大学的很多毕业生,在过去中国最大的冤案时期:文革期间,被剥削了整整30年的青春!

如今,再邀请他们,为国家做贡献,他们肯吗?即使他们愿意,但他们已经平均年龄80多岁了,身体又是否允许呢?

怀着忐忑的心,他来到了上海。万万没想到,他这一去,就促成了一段千古佳话,直教人热泪盈眶。

一开始,薛波总是碰壁。一些东吴老人,心里早已是无可愈合的伤痕,让薛波十分痛心的一件事是,当他拜访一位东吴老人时,他发现她把过去的苦难、专业知识忘得一干二净,“她越平静,我就越觉得我们可怜,不知是怎样一种力量,才让社会的知识分子绝望。”这种无力感,让他十分悲怆。

四、

但后来拜访的人物,却让薛波的心灵,受到真正的震撼。

有一次,他拜访了卢峻先生,他是东吴大学与复旦大学双学位毕业生,1933年获得了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私法之理论与实际》一书,在国际上曾享有盛名。

卢峻(1909~2000)

尽管在来之前,薛波已做好功课,这一批老人,可能已在过去30年间,受到生活不公平的折磨。但当他敲开卢老的房门时,还是被震惊了。这间房子,大概称得上上海最质朴的民居了!走两步就能走完的房间里,最值钱的电器,就是巴掌大的电风扇,12元钱买的。

卢老已经90多岁了,他的一目已失明,鼻梁上挂着,用纸糊了一只镜臂的眼镜。他蜷缩在被子里,病了,却不敢去医院,甚至连药也抓不起。

薛波上前,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人能想到,这位《哈佛法学评论》,每期都要给他寄样刊的老人,此时面容竟如此苍白,在残酷的生活面前,他的学识根本无人知晓!

思虑了很久,薛波还是提出了请求:“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卢老的一只耳朵有点背了,薛波只能跪在地上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卢老的眼里,泛着许久没见的泪花。上世纪50年代东吴大学被勒令整改,文革期间,他不能在国内接触任何法学知识时,他都没有落泪。可这一刻,当国家第一次提出:“我需要你”的这一刻,他落泪了,他说:“我答应你。”

这四个字,明明语气十分微弱,而在薛波耳中却掷地有声!

仿佛在卢老心中,自己从未被时代辜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风烛残年之际,再为国家做贡献。

和卢老类似的,还有被称为:“罗马法活词典”的周枏(nan,第二声)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年文库”丛书里,他的排名位于胡适等大家之前。

周枏(1908~2004)

这样一个法学精英,在风华正茂时,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20年,本可在法学界有进一步造诣的他,只能隐姓埋名。

如今,他住在一个破败的两层平房里,一个单门冰箱,一台黑白电视,就是他所有的家当。

当听到能重操旧业,发挥价值时,他的眼睛,充满了光。

除了卢老和周老,让薛波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位高文彬老人。他是迄今为止,仍健在的参与1946年东京审判的学者,是他从浩瀚卷帙中找到,两名原可逃离法网的战犯犯罪的证据,立下一大功绩。

他本可在法学领域继续深造,却在1952年,因参加过“东京大审判”,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下放到鄱阳湖修大堤,每天起早贪黑去挑土,完全没有时间搞学术。

可就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他仍然咬牙坚持,从来没有放弃过阅读学习,每天坚持写英文笔记,直到平反。

高文彬(1921~)

1980年,他的双手布满了老茧,脸上的风沙,承受了原本不该承受的重量。他终于得以平反了,但当有关部门提出可作资金补偿时,他一口回绝。是啊!“难道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是能用钱补回来的吗?”

一个学者,当他求知若渴,正属于学术生涯上升期时,突然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的前途全部残忍扼杀,又怎能让人轻易释怀!

可当薛波找到他时,他却把编纂词典的任务,一下子抗在了肩上,毫无怨言。

因为在他们心里,可以不原谅过往的历史,却从来没有不爱过自己的祖国!

五、

散落在华中的14位老人,经过薛波30余次的走访,终于找齐了。之后,他们投身到了,《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中。一开始,薛波很担忧,老人们的身体会扛不住,毕竟,他们的平均年龄已高达84岁!

可老人们忘我的热忱,是他无法想象的,一群耄耋之年的老者,投入的精气神,毫不逊色于年轻人!

有一次,仅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国法)卢峻先生与同僚吵得面红耳赤;卢绳祖先生写下长达6页、2000字的注释,直至脑痉挛进院……

在日常的修订中,老人们有异于常人的毅力,去克服一切困难。王毓骅先生视力严重弱化,一定要借助自然光看稿,而简陋的家中没有阳台,因此每次,他都要跑到远居的女儿家审稿;潘汉典先生把审稿看的比生命重要,甚至在手术前2天,他挂着尿袋,也要把稿子审完......

潘汉典(1920~2019)

而曾写出《最高法院条例》、《刑事罪条例》的蔡晋先生,在接受审订《词典》任务时,已经身患重病,但他仍然临危受命,没日没夜的工作让他身体过度劳累,间接加重病情,最终,他没法看到成品的,《英美法词典》一眼,就阖然离世。

整个《英美法词典》修订的过程,历时整整九年,没有鲜花,没有正规部门支持,

没有基本的经济支柱,甚至连正规的办公室都没有,可他们毫不计较这些,每一部分的修订好,就是他们最欢欣雀跃的时候,开心的笑脸,真的就像小孩子。

1997年7月29日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词典》审订学者合影,左起分别为:潘汉典、周枏、卢绳祖、许之森、蔡晋、徐开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诸先生

是啊,他们如小孩般纯粹,尽管他们知道,这本词典一定会名垂千古,但是几乎没有人,提到“署名”二字。卢峻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还惦记着:“(词典)千万不能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

在这一群被时代辜负的知识分子,废寝忘食的努力下,《元照英美法词典》终于出版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收录的次条多达4.5万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整整3倍之多!

史诗级的震撼,不仅挽救了中国当时外交的窘境,更是刺激了一代人的心灵。

在感动之余,许多人不能理解,他们是如何把时代的苦难,一点点磨平,仍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

潘汉典先生的话,也许能给出答案:“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

对于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荣华富贵、安逸稳定,并非他们心之所向,正如卢峻先生的女儿对薛波所言:“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他们最想做的,是利用丰富的学识,为社会贡献,为国贡献!

可是,这么一个单纯的理想,却在过去动乱的30年里,无数次被搁浅。剥夺他们学习的权利,就等于剥夺他们的性命,可面对那个荒唐、可怖的时代,他们却完美践行了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六、

沉睡了半个世纪的法学精英,因为一本词典,重新被时代记起,他们义无反顾、奔赴理想的模样,让人动容!

可遗憾的是,如今,当我们翻起《英美法词典》时,有多少人能数清他们的名字?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

……

这些名字,我们不该忘记啊!词典的出版、老人们的贡献,这远不是结束,我们在敬佩他们的同时,也应对时代,当下或者过去,进行深刻的反思。

要知道,在词典出版时,国家司法部有一位部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纂,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系统都做不了的事!”

这一群无畏付出的老人,填补了当时司法系统的空缺,他们的赤子之心,让更多国人,看到了那一段历史,同时,也看到了希望。

今年,是《英美法词典》出版的第17个年头,在这17年里,我国的外交体系越来越完善,在国际上也能挺直腰杆了,而在这背后,不知有多少像这群老人一样,

默默付出的耕耘者!

当我们再次开启这段尘封往事时,请记住他们的名字,同时,今天,请让我们一起向这群,曾经被时代遗忘的法学精英们致敬!

感谢他们的肝胆相照,影响无数国人,感极而泣,铭记历史,发奋报国!我们的祖国,正是有这样的时代精英,才让我们愈变愈强,也希望我们永远,尊重他们!善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