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姚洋：应该缩小民众收入能力方面的差距
导读：6 月底，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间会议室里，姚洋谈起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他认为，因为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对 GDP 增长的贡献接近 40% ，但这两个部门现在都在收缩，所以造成经济不振。
文 | 曾梦龙
6 月底，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间会议室里，姚洋谈起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他认为，因为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对 GDP 增长的贡献接近 40% ，但这两个部门现在都在收缩，所以造成经济不振。
要想解决问题，一是松绑房地产。二是给地方政府发特别国债，比如 4、5 万亿，让它们渡过难关。“现在地方政府太难了，去年花了那么多钱防疫，今年没钱了，它们就挪用地方债，那投资就少了。短期内，我们稳定住这个需求。长期来说，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是关键，但这个调整恐怕需要一个过程。” 姚洋说。
现年 59 岁的姚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他是中国经济学家中关心个人发展和社会平等的一个代表。回望他的思想历程，既能看出时代环境和个人成长之间的关联，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和思考现实，眺望中国未来的道路。
北大本硕毕业后，姚洋在导师林毅夫帮助下申请出国读博。可第一次申请没有成功，他只好回家，到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简称西电公司）工作，成为企业管理办公室的一名普通职员。“在国营工厂里工作，人浮于事，没啥事干。” 姚洋陷入人生的最低谷。
他给林毅夫写信倾诉迷茫，林毅夫回信鼓励他要坚持。1991 年，姚洋申请到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经济系博士项目的全额奖学金，得偿所愿。
“因为已经等了两年，如果再去不了，那我肯定就去深圳 ‘下海’ 了，也许变成企业家里的 ‘92 派’。” 姚洋笑着说。“92 派” 指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官员、学者中间兴起的创业浪潮，代表人物有陈东升、郭广昌、冯仑、潘石屹等。
1997 年，姚洋博士毕业后回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任职。CCER 由林毅夫、张维迎、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海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原副校长）等 6 位经济学家在 1994 年创立。2008 年，CCER 扩展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逐渐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2012 年，姚洋接替周其仁，担任国发院院长至今。
姚洋介绍，国发院的 “根” 有两条线，一条是留美经济学会，易纲、 海闻都当过该会主席；另一条是 1980 年代隶属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简称发展所）和隶属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张维迎、宋国青在体改所工作过，林毅夫、周其仁在发展所工作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就是后人塑造为传奇的 “九号院”（地处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象征 1980 年代中国的改革气质，精神领袖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杜润生。
这些历史和人物渊源不仅奠定了国发院的风格——用严谨的学术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推动改革，也塑造了姚洋。他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成长，是 1980 年代北大学生的典型，关心现实和中国进程，洋溢着理想主义和启蒙气息。
他回忆在北大上过的厉以宁的经济课；读周其仁等人的调查报告，“心潮澎湃”；参加体改所的讲习班和全国调研，写西电公司的国企改革报告还得了一等奖，奖励是两卷本《辞海》，“一直留着”；在发展所写硕士论文，研究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每个月都要去北大 “三角地” 的书店买一本《读书》杂志，而《走向未来》丛书开启了他知识的大门，罗大佑是他喜欢的歌手。
但当时对姚洋影响最大，引领他走向经济学研究大门的，还是林毅夫。姚洋记得，1988 年 1 月 2 日，他和两位同学一起去西直门一个招待所见刚来北京不久的林毅夫。林毅夫问他们：“如果你到新疆买西瓜，贩回北京来卖，你是买当地最好的西瓜，还是买次等的西瓜？” 那时，他们答不上来。
“这实质上是芝加哥大学价格理论的经典问题。” 姚洋说。根据价格理论，应该买当地最好的西瓜。因为运费固定，好西瓜、坏西瓜称重一样，好西瓜在北京能卖更高价格，所以相对成本下降，利润率也提高。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可以解释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好东西都会卖到外地去。” 听了 “贩西瓜” 的故事后，姚洋被经济学的魅力吸引，开始跟随林毅夫学习。
在威斯康星大学，姚洋的导师迈克尔·卡特（Michael Carter）一上课就讲马克思。这让他感到吃惊和困惑，中国都转向教西方经济学，怎么来美国反而学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后来他才明白，威斯康星大学有着左翼传统，是 1960 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中最活跃的三所学校之一，那时东有哈佛、西有伯克利、中间有威斯康星。更早前，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和学生开创美国劳工史研究，还直接参与工人运动。
卡特研究拉美土地问题，同情革命运动。姚洋说，拉美社会的土地占有极度不均，少数大庄园主和多数无地农民形成鲜明反差。所以，许多拉美和研究拉美的知识分子都是左翼。从课堂上，姚洋认识到了与之前教科书上理想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图景，现实中的市场有着诸多不完美之处，比如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市场缺陷。这让他更加明白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价值。
姚洋博士期间参与了导师手里一个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项目，合作方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其实就是发展所，饶了半天又绕回来了。” 姚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刘守英，和对方一起做项目。刘守英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土地问题专家。
姚洋。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谈及师友时，姚洋充满温情和敬意，但聊到现实和不满之处，他语调升高、表达犀利。“我们很多所谓理论工作者，一头栽到沙子里头，拿屁股对着现实，在沙子里头胡言乱语，还觉得自己搞了一大堆理论，跟现实毫无关系，自欺欺人。”
他认为，经济学者研究中国，就要把自己融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关注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感受研究对象的苦乐，参与公众讨论、政策讨论、政策咨询。这是把经济学作为一项 “志业”，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 “职业”。
姚洋觉得，自己的研究都和当时最重要的问题相关。比如，他最开始研究农村问题，而 1990 年代中国农村发展是一个巨大难题；1990 年代末，民营企业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变成最大问题，他转向于此；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他又转到关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推动中美民间对话。对话全称是 “中美经济二轨对话”，现在已经运行到第 13 年，中方代表团主席是秦晓（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美方组织者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1997 年留美回国以来，姚洋就开始写作面向公众的文章。比如文集《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收录了一篇他 2006 年访问印度两周后写的《印度随想》。当时这篇随笔发表后，姚洋收到的反馈意外地多。作家查建英是这个印度研究项目的中方顾问，姚洋和她经常交流，两人因此成为朋友。
最近 10 多年，由于 “行政事务缠身”，他更多参与讨论政府政策，公众写作少了许多，主要是演讲和采访。即便如此繁忙，他这两年还是出版了两本通俗读物——《经济的常识》和《经济学的意义》。
在《经济的常识》中，姚洋写道，自己的态度是说真话，“如果不能说真话，我情愿闭嘴”。他反感人们说 “正确的废话”，觉得 “说废话的人多了，就会遮盖真问题”，而且 “造就一种虚情假意的社会风气”。
在《经济学的意义》里，姚洋说他给自己的研究定了两个 “有用” 标准：一是对于理解（甚或建设）中国有用，二是对于经济学科的进步有用。“经济学家能够做的，不是为改造世界开药方，而是对已经发生的经济现象给出解释，发现其中的因果关系，并最终形成影响社会的思想。”
“平等和社会公正” 是贯穿他学术研究和公共表达的一条主线。他认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看法，意识形态可以指导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寻找合适的研究题目和切入点，但不能影响他的研究过程。
姚洋认为我们必须要问：谁最自由？一个非洲饥民和比尔·盖茨一样自由吗？自由肯定包含一些 “你能做什么” 这样隐含的问题。由于自然、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每个人出生时在个人禀赋和社会资源方面处于不平等。而社会应该创造一种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挥自己能力的环境，缩小收入能力差距，让人有向上打拼动力。
他说，要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应该投资民众的收入能力，为 “弱势群体” 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
农村作为思想源泉
姚洋 10 个月大时，被父母送回江西新干老家农村，由二伯父、二伯母抚养。8 岁时，他回到父母身边，后在西电公司主管的厂矿子弟学校念书。幼时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以及每隔几年回村的见闻，给姚洋留下烙印。这让他深知很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差，需要基本的公平，农村也成为他思考和研究许多问题的源泉。
从硕士、博士到最初工作那几年，姚洋关注的都是中国农村经济，尤其是土地制度。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农村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起初，姚洋和许多经济学家的想法相同，认为农村土地应该私有化。但结合自己的农村经历思考后，他意识到土地立即私有化恐怕不行，因为土地可以给农民 “兜底”，维持基本生活，提供社会保障。
比如，1997 年中国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40% 外出打工的人回到农村生活，社会安稳过渡。那时他觉得，在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善时，应该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当然，现在因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了好转，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变得很弱，所以姚洋认为，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指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分置并行）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最近这些年，姚洋依旧关心农村问题，但从土地制度延伸到更加广义的制度——政治和经济层面的互动，特别是农村选举。他说，近 10 多年来，自己发表的最好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农村选举。
姚洋认为，小农体系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特征。因此，单纯依靠农业不可能让农民富裕起来，把农民变成非农民是解决 “三农” 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农村本身应该走 “低度发展、高度和谐” 的道路。
他解释道，低度发展就是不要指望农民可以靠农业发财，也不要指望像 1980 年代那样乡镇企业遍地开花；高度和谐就是要把农村建设成适于居住的场所，让农民过上体面的生活，让乡村在民主的框架下完成再组织的过程。
“我的研究表明，民主和传统资源（如宗族）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传统资源发达的地方，村庄民主在治理方面的效果就更好；但是，没有民主，传统资源再发达，村庄治理也不如意。究其原因，是因为民主给村干部提供了为老百姓办事的激励；而传统资源给予村干部更多权威，降低了集体行动成本。所以，民主可以成为联系国家和传统乡村社会的纽带，可以成为中国农村新文化产生的契机。”
姚洋写过几篇农村随笔，如《回乡三日》《在祖父遗像前》《消失的小镇》。这是他为数不多袒露内心情感的文字。从这些随笔中，也能发现他思想的线索。
比如《在祖父遗像前》写他的三祖父姚有光。虽然父亲是清末秀才，但姚有光接受了现代教育，在 1920 年代受革命思潮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多次发动农民群众运动，参加过 “南昌起义” 等。1927 年，21 岁的姚有光被国民党逮捕后枪杀。
姚洋站在家乡老屋的中堂上，看着三祖父的遗像，“像中的祖父有着家族男性典型的鹅卵石脸型，清廋、单眼皮、高鼻梁”，“留着当时流行的中分短发，着一件得体的中山装，脸上带着不属于他那个年龄的矜持”。姚洋思索着 21 岁成为烈士的三祖父的生命意义：“他的牺牲值得吗？他的追求实现了吗？如果看到今天的中国，他会作何感想？这是他理想中的中国吗？”
《回乡三日》主要写抚养他长大的二伯母，以及农村现状。当时，二伯父已经去世，二伯母 76 岁了，两人没有子女，姚洋决定送二伯母去养老院。但不到两个月，二伯母说住在养老院里不习惯，饭不好吃，身上长了疙瘩，要回家。姚洋知道，除了不适应，二伯母更大的问题是孤独，所以让亲戚把她送回去了。
当时姚洋还发现，由于猪圈的污水横流，整个村庄弥漫着臭味，但村民不愿花钱修暗沟。对比小时候印象中畅通的污水渠，姚洋认为，这是乡村无组织化的后果。过去，乡村的公共事务由宗族来协调。人民公社时期，宗族关系损失殆尽，但是，强有力的生产队体制起到替代作用。现在，生产队不再有力，社会网络和组织瓦解，村庄的公共精神也就丧失。
而且，“村庄无组织化的后果不仅仅是公共工程无法进行，明显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也无法得到制止。一户人家不仅在湖边空地上建了一幢三层楼房，而且还在旁边建了一座沼气池，它的基座已经伸到湖里去了”。
2016 年，姚洋回乡给二伯母庆祝 90 大寿，县里干部非要跟着他去。结果一去，干部震惊了，发现村庄非常破败，泥巴路上污水横流，很多破房子倒了许久。干部当场表示，姚教授，我给你争取 “新农村建设” 的钱。
姚洋与二伯母及其他亲属在三祖父姚有光烈士故居前。图片来源：受访者。
第二年，乡里派推土机推光了破房子，村民们开始盖新房。家族议事厅也被重修，修好后，乡里请了舞蹈队表演、唱流行歌。姚洋收到他们寄的录像，“哭笑不得”。
“我在外面给我们那个村子做的唯一好处，就是把路给修了，把路灯给立起来了。” 姚洋说。他最近一次回乡是在两年前，发现村子更衰败了，大家都在慢慢建房子，但由于人口下降，很多房子也不建了。
中国经济成功之谜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但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无法理解，常常怀疑中国经济能走多远，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类似 “中国经济崩溃论” 的声音出现。因此，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成功变成一个谜题。“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几乎成为学界共识。
姚洋称，现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火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提出包容性制度和攫取型制度来解释国家的增长和停滞。按照他们的分类，中国属于攫取型制度，可这显然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赶超。中国学者需要从正面构建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
他自己也在做这个工作。比如，姚洋和学生研究过中国法治和经济增长的问题：中国的法治弱，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还能运转起来？他们的解释是，中国金融发展是不完整的，国有企业可以轻松拿到贷款，但私有企业要有很多抵押物才能拿到贷款。国有企业拿到贷款之后，很多钱又进入灰色地带，如后来出现的影子银行，转贷给了民营企业。法治弱，反而有利于国有企业把贷款转贷给民营企业。
再比如，通常认为，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中国在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腐败比较突出，为什么这样的腐败没有阻碍经济增长？
姚洋认为，这就要找到 “尽管中国存在腐败，但仍然能够刺激官员发展经济” 的因素。他觉得对官员的正向选拔是一个重要原因。官员把本地经济搞上去了，就可能获得提拔，所以，尽管某些官员收受贿赂，但他们也想升迁，就会去发展经济。
他和合作者还研究官员的人力资本，探索他们的能力如何形成，又如何影响升迁。姚洋称，中国的官员晋升经验告诉我们，制度不光要管住官员，还要能激励官员做正确的事情，给他们正向激励。中国的官员选拔体制具备选贤任能的特征，他称为 “贤能体制”。
“中性政府” 是姚洋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最具争议性的概念。姚洋称，中性政府在分配资源时不被少数利益左右，而是更多地考虑资源利用效果，因此它更可能把精力放在长期经济增长，推动改革。
但任何模式都非完美，经济奇迹也催生了新的社会现实，包括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流动减弱、强势集团形成等。
最近几年，由于世界局势变化，姚洋想发展出一套对应理论，开始对儒家政治哲学产生兴趣，疫情期间和合作者一起写了一本待出版的专著《良治：儒家文化的启示》。
他谈起前段时间在《孔子研究》上发表的文章《儒家与共同富裕》：“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个社会不能太不平均了，这是宏观理想。但在微观层面，孔子又很现实，不排斥财富，说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意思是如果能让我富裕，赶马车我也干。”
“孔子在宏观和微观上是矛盾的，现代人要化解这个矛盾，我提出，我们要讲平等、自由，怎么讲平等、自由？那政府应该投资民众的收入能力，如教育、培训、救助等，缩小民众收入能力方面的差距。”
姚洋提及的 “能力” 概念源自他最喜欢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他曾解释，所谓个人的 “能力”，指的是一个人从事有意义活动所必不可少的功能组合，如知识、健康、基本收入等。具备 “基本能力” 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和贡献社会的基础，它不要求事事平等，只要求国家为个人提供攀登社会阶梯的条件。
阿马蒂亚·森，1933 年生于印度，1998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关注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被誉为 “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穷人的经济学家”。森对学术的贡献表现在五个领域：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和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问题。图片来源：Wikipedia。
而且，并非所有人都需要国家提供这些能力，那些家庭背景好、自我条件高或是运气好的人，不需要国家帮助，而那些家庭背景差、自我条件低或运气不好的人却需要。“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公正理论定位在以个体发展为目标的基础之上，国家就必须照顾到第二类人的要求。”
入世与旁观的张力
姚洋和阿马蒂亚·森一样，从不避讳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关怀，但也明确了边界，意识形态不能影响研究过程，现实关怀不能让自己完全介入社会。有时，这种学者纪律显得 “冷酷”。
比如，1999 年，姚洋到广东东莞一个村庄调查外来移民。村里有许多外资工厂，打工者几乎都来自内地省份。一天，他在一个工厂里召集工人填调查表，来的工人大部分是十几岁的女工，许多人小学都没有读完，根本无法填写，只能让他人代劳。但他发现，其中一个女孩填表速度极快，原来是读完高二，但因家里没钱而辍学。填完表之后，女工向姚洋诉说起自己的遭遇。
女工家在河南，喜欢唱歌，唱得很好，父亲让她辍学，因为家里没有钱供养她。没有办法，她在一年前带着 200 元和朋友一起来广东打工。她说着便对姚洋哭了起来：“我就是想上学，想唱歌。你帮帮我吧！”
“除了心痛，我能帮她什么呢？领班过来大声地呵斥她，要她回去干活，她只好抹着泪去了。我无法忘记她转身看我的眼神，那是一种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而稻草又迅速断掉的绝望。” 姚洋回忆。
姚洋觉得，尽管心中有正义冲动和经世济民抱负，但作为学者，还是应该做社会的旁观者，因为社会分工要求学者公正、冷静和深入分析社会。不过，重视旁观和分析并不代表虚伪的价值中立，他认为值得警醒的是，经济学界一些人滥用经济理性，忽视社会的其他价值。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江西发生巨大的鞭炮厂爆炸事件，可死难工人的家属却劝政府要继续允许办鞭炮厂。于是，有人就会说，工人是理性的。言下之意，鞭炮厂恶劣的作业环境并不需要改变。但是，对工人来说，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家里等着没饭吃，另一种是到危险的鞭炮厂工作。在前一种选择下，他们可能只能等着饿死，在后一种选择下，他们还有活下去的希望。两相权衡，选择后者当然理性。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工人的选择实际上是在没有选择下的 ‘选择’，这种选择是理性的，但导致这种选择的外在制度安排及其实施过程却是不人道的”，姚洋论述道，“人不是只会搬运牛粪的屎壳郎，经济追求只是他所有追求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必须认同这一点，保护和鼓励人崇高的一面，而不应该把公民降低为在极低水平上为生存而奔波的昆虫”。
在入世与旁观的张力之间，姚洋表达了对很多现实问题的看法。“平等和社会公正” 是他的价值关怀，但和一些左派不同，姚洋毕竟是位经济学家，有着自由主义底色。他对平等的追求要符合 “帕累托改进”，即在不伤害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至少可以增进一个人的福利。也就是说，如果在不伤害效率的情况下，还可以增进平等，那我们就应该去做。
比如姚洋称，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都达到 60% 了，但同时还有很多农村孩子连初中都没读完。以他最近看到的 1995 年出生的人接受教育的数据为例，其中 40% 有大学文凭，40% 只有初中或以下文凭（绝大多数在农村），20% 是高中文凭。如果政府能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孩子的受教育年限，那就不仅能促进平等，还可以提升效率。
因为经过测算，平均而言，从小学到大学，多增加一年教育，受教育者的收入每年提高 10%，而且大学阶段提高得更快。目前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例约 4%，相比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 4.9% 的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如果政府增加 1 万亿投入，主要用在农村地区教育，相当于整个教育支出增加 20% 以上，“会产生多大增益效果可想而知”。
他还有两项具体改革建议。一是改革大学收费制度。因为 20 多年来，北大等重点本科院校的学费都是一年 5000 元左右，但 “三本” 院校的学费则是一年几万，姚洋甚至看到有 8 万一年的学校，而这些学校又有许多农村孩子就读。
“这对农村孩子是双倍打击，教育资源本来就不好，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还要交更多学费。” 所以他建议北大等学校提高收费，相应地，政府减少对它们的拨款，转移到 “二本”、“三本” 学校，从而拉平一点教育差距。
另一项是取消 “中考分流”，采取 10 年一贯制的 “职普融通” 教育，注重通识性，融入技术课程等。“中考分流” 指中考过后，学生上不了普高，就只能上职高。在过去一些年，这种分离甚至是强制的，而且要保证 “五五分流” 的比例。
姚洋称，现在职高里 75% 的孩子都来自农村。“中考分流” 使得职业教育某种意义上成为阶层分化的工具。过早或强制分流使得一个孩子未来的人生道路，大概率被锁定在社会底层，没有条件自由发挥自己的能力。
他说，他们团队已经在两个城市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发现中国的职业教育有很多问题。一是现在职业教育教的技能很多在作废。尤其因为 AI 自动化后，很多技能不再被需要；二是即使上了职高，绝大多数学生还想上大学，那职高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而不是去流水线上工作的人才，否则你教了半天都被 AI 给替代掉了。”
姚洋认为，我们应该回归教育的本源——培养完整的人，而不是让孩子蝇营狗苟，为眼前刷题所束缚。他建议从小学就开始 “职普融通”，让孩子们循序渐进地接触现代技术，多问为什么，培养创造力，“这才是中国的未来”。
讲述中国农村进城打工者故事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剧照。
除了教育，姚洋还关心社会保障，这也是 “基本能力” 的要素。比如他建议中国设立 “菜单式社保计划”，民众要有最基本的社保，往上自己决定，不要 “一刀切”。因为社保 “一刀切” 后，好多企业负担不起，就不给员工上了。“我们到 2035 年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全面实现现代化肯定要医保、社保全覆盖。”
与社保相关，中国未来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的挑战。姚洋担心，2035 年之后，可能全国养老金都将亏空。他建议国企股份划拨社保基金，“国有企业是全体老百姓拥有，划转社保，水到渠成”。
还有住房问题。他认为很多地方政府搞保障性租房的方向是对的，但方法要改进，得靠市场。“保租房是政府去做，但政府一做，就会出事。比如上海搞的 ‘租售同权’，我在这租，子女可以在这儿上学，房子又是精装修，拎包入住，两室一厅的房租七八千，比较便宜。这么一整，大家要抢，抢完之后肯定会出现二房东，或者租房公司，最后要摇号之类。”
他建议从源头开始，让开发商自己干。政府给开发商设定土地指标，得拿出多少面积出租，比如 1/4 必须建长租房。房子也可以分等，房租有多少层次，比方说房租低的建有公用厨房、厕所的筒子楼，在中央商务区建好点的房子。
“平等和社会公正” 之外，姚洋同样关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恰当角色。比如过去几年，政府投入芯片研发的很多资金都打了水漂。
“搞大规模的产业政策，而且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一起搞，腐败难以避免。创新，还是应该让私人部门来做。国内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深深误解，觉得民营企业家没有长期主义。绝大多数企业能活过今天就不错了。所谓长期主义，很少。但中国也有很多企业家在投资未来，只不过没被看到而已。他们好几千万、好几亿投进去，没看回报，也看不见回报。” 姚洋说。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还涉及国际格局。姚洋在《经济的常识》里写道：“今天的世界已经很难容忍 19 世纪那样的重商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中国一定要主动地警惕这一点。不要以为自己制定的只是中国国内的政策，很多政策都是有世界含义的。国际上只要看到中国政府还在干预产业和企业，就会担心甚至害怕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就会怀疑企业的背后有政府。”
他说：“从学界到政府部门，还有很多人相信国家资本主义，觉得搞国家资本主义，力量大，见效快。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现实也给予否定。中国过去 45 年，改革开放取得那么伟大的成就，是搞国家资本主义搞的吗？显然不是，是因为我们接受市场、开放，调动大家积极性，才走到今天。”
对于中国未来的道路，他坚持 10 年前的看法——大概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更多民主化，另一条是给予法律更多权威。“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法治，就不可能给老百姓稳定预期，特别是企业家。企业家不需要什么特殊待遇，我们应该把所有事情都置于法治框架。”
“另一方面，我们要有更多民主机制，比如最终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就要把地方所有债务，包括所有国有企业债务，统统纳入预算和决算。这样地方人大就要起监督作用，慢慢治住债务。这是民主化进程。” 姚洋说。
本文参考了《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经济的常识》《经济学的意义》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