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数实融合创新发展

导读：从中国的成长性和我们主观努力相结合来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和党的基本路线，会议所在地外滩代表的上海、长三角大有可为，我们整个的中国大有可为！

本文系贾康先生2023年9月7日在2023外滩大会上的发言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做一个交流。我的发言主题，要从宏观经济说起，简要勾画一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做出展望之后，要落在数实融合这个概念上，谈一下我作为研究者定位愿意对数实融合创新发展强调的一些基本看法。

首先要勾画一下整个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我们必须正视，在2010年中国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当年虽然报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长，但也就是在那个时点上，中央清醒认识到中国必须面对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提出了带有哲理意味的“稳中求进”指导方针，成为延续至今的经济工作总基调。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地方、企业经受了阵痛，但是抓住了结构优化这个矛盾主要方面，努力对接高质量发展。在具体的经济增速表现上，2010年是前面30年高速增长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两位数的增长就此不再出现，其后在两年间比较快地落到了增速的8%以下，再往后的三年（到了2015年）增速已经落到了7%以下。这时候本来有一个看起来很有希望的“L型转换”的确认，所谓L型就是新常态的“新”由L这一竖代表，而由新入常是L它尾巴拉出来以后形成一个中高速、但要努力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平台状来代表。在2015年以后是延续了12个季度的6.7-6.9%这样一个增速区间的经济发展，但是又一重不利因素来了，就是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而不能够回到从前状态。美国遏制中国发生的种种对于我们不利影响因素综合而带来的结果，是市场预期明显向下调整，发展态势在2019年落到了只有6.1%的增速（2019年第四季度是落在整数关口6.0）。再往后，又一重不利因素就是新冠疫情冲击——三年大疫我们终于把它扛过去了，现在还要警惕有一些什么样新疫情的波动，但是大概率上讲，我们现在有经验、也有比较大的把握，告别严重疫情冲击阶段。同时又还得注意，又有一个因素，2021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面对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样的不利影响，中财办负责常务工作的韩文秀副主任言简意赅、直言不讳指出了我们还要注意主观方面的两个谬误，一个是合成谬误，一个是分解谬误。合成谬误最典型地表现在房地产市场，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出来以后，房地产市场整个政策有重大调整，延续到现在，最新的进展大家都知道，像上海、北京都已经“认房不认贷”，市场有明显向上的表现，我们还要继续优化相关的政策。另外一个，我们得注意还有分解谬误，最典型的是推进双碳目标完全正确，但那是一个40年的持久战，却出现了“把系统工程碎片化”的问题，具体表现是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名曰“碳冲锋”，有的地方政府感觉自己绿色低碳指标不好看，不惜用行政力量上阵直接去拉闸限电，当然是形成了违反政策理性的不良结果。至此我们可总结一下：2010年以后进入引领新常态的阶段转换，又有中美关系重大变化、疫情冲击，以及三重压力交织之下出现的经济下行过程。

去年两会上提出的是5.5%的经济增速引导目标，但是两会后出现超预期问题，全年经过努力也只是完成了3%的增长速度。这样一来，从疫情开始的2020年到2021年，这前两年比较可比的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是5.2%。去年只有3%，今年两会提出要达到5%左右。如果能完成更好一点儿(当然我们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似乎都可以看高到6%。一季度4.5%，明显向好，二季度在去年只有0.4%极低基数的情况下，比较遗憾，却只报出6.3%。这样上半年是5.5%。现在一般预计下半年的情况，由于基数的影响和其他一些现在已经看到的二季度后的不利因素，我们虽然有比较大的概率把经济运行实现在5%，但像年初一些相对乐观的估计那样达到6%，已有难度了。可以做个预判：假定我们能达到6%，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也只有4.5%出头儿，于是直观地看，2010年以后的增速经济下行过程，到今年没有完结。但是，非常重要的契机出现了，今年同比我们是5%以上的话，已经是回到中高速区间，明后年我们有比较大的把握避免再出现新低。明后年是“十四五”的后面两年，我们要在中高速区间争取经济运行实现得更加合乎意愿——我们有这方面努力的必要，也有客观的条件。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进入2023年以后，在地方政府层面已经有非常积极的动向。去年11月，防疫抗疫的技术路线和相关政策有重大优化调整以后，全国各地是有先有后、但总的来说不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段内，陆续都扛过了高压力疫情，到了今年的春节长假期间有人在网上冷不丁说了一句，怎么没人讲奥密克戎了？就是那个时候，有非常不良影响的疫情压力，基本扛过去了，而往后我接触到的地方层面领导的意向，还有一些企业人士也认同的，是“全力以赴拼经济”。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是在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努力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实际上首先恢复到）合理区间。

那么这时候，有必要重新再认识一下很朴素的“发展硬道理”。早在前些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珠三角、长三角就有这样的认识：“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应该抓住2023年这样一个有可能成为转折点的契机，通过全力以赴拼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去对接“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按照中央“十四五”到2035远景目标规划提出之后总书记所做的说明，我们其实知道有一个总体来看的保证速度量化概念：总书记说，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很多地方和部门纷纷提出在文件中写入15年间主要经济指标量值，写作组经过认真测算研究，认为我们很有希望——这是第一句话——“十四五”末期使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指的是门槛水平），这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愿景：第二句话，很有希望在2035年(也就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的时点)，使中国的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学者马上就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个粗线条的量化测算：中国的人口已经见顶，15年算总账的人均GDP（其实这个指标在中国跟人均国民收入非常相近，可以对应着看，如果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到门槛水平以后再往上怎么走）如再翻一番的话，要求的保证速度是15年年均接近5%。我们现在面对的考验和挑战，就是我们“十四五”前面一段时间没有达到5.5%以上。本来想，如果“十四五”五年算总账在5.5-6%的区间，那么“十五五”、“十六五”基数抬高以后速度重心可能要下调，但可争取“十五五”五年年均速度往下不击穿5%的水平，“十六五”速度继续下调，但不击穿4.5%的水平。这样一来，15年间接近5%的保证速度就可以实现。所以现在，我们要抓住今年重新进入同比中高速的契机，争取在“十四五”的后面两年，以及延续的“十五五”、“十六五”期间，以高质量发展伴随中高速可持续发展，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

实现新的两步走，我们要特别注意，有这样的愿景和展望，也有中国成长性方面客观存在的潜力空间、支撑条件，那么我们做好自己主观努力的方面就成为关键。要特别注重这次外滩大会所突出的数字化“数实融合”这个核心概念。在此就要简单考察一下整个创新发展在日新月异的数字经济、信息革命大潮大背景之下，我们怎样抓住全球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必须承认，是上个世纪后期硅谷开端的日新月异的数字经济和信息革命大潮，在引领整个全球信息革命时代的进展。已有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力争进入数字化创新的第一阵营，要追赶发达经济体。我们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在“互联网+”数字化创新发展中，一定要立雄心树壮志。从理论上来说，抓这样一个关键概念，学理层面对应着什么？是对应着邓小平当年言简意赅给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重大判断。我们作为研究者说，邓小平的这个认识完全符合学理，科技作为生产力讲的是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它并不是在生产力传统定义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上再加个第四项，它是做乘法、是放大，所以，它是第一。在硅谷引领信息革命浪潮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感受着这个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放大作用。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最简要地说，人类脱离了动物界以后，有农业革命，有工业革命，而现在进入了信息革命新时代，这种供给侧的创新使人类需求满足度在明显上升。上升过程不是一个斜线，而是一个一个的台阶的“阶跃曲线”，这才能如实地刻画它的作用。在工业革命之后，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就是信息革命带来的。具体到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在这方面的急起直追，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延伸到更细致的一些考察。人类历史上，如果说生产力是处理人和物的关系，根本上决定着人和人之间的所谓生产关系的话，伴随的时代特征，就是供给侧创新带出的一个一个标志性新阶段的展开，形成各个时代最典型的往上发展的差异化。现在有考古已说清楚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到国家产生以后的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称为蒸汽时代；再往后美国崛起以后，典型的表现是出现电气时代。再到了信息时代，最前沿的是什么？在半导体概念之下已经发展出互联网、移动互联、万物互联，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等有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共享经济方面不断打开新的境界；而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在不断往前探索，通过改革来体现应有的优越性，并应看到传统所称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在做种种调整。冷战时代过去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关系着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这个推进过程中，领导人表述出来的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而且需要有拥抱全球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

按照这样的认识框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清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是怎样由新经济引入，在数实融合的情况下有明显升级发展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早的时候，在1907年，美国上市公司中前十大公司清一色是实体经济，比如美国钢铁是第一位，著名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是第二位，等等，其它还有标准石油，还有杜邦等；到了1967年，第一位已经是对接到半导体开发概念的IBM，后面还是AT&T居于第二位，又有通用汽车等的位次往上升；而到了2017年，看得非常清楚，市值大幅度提升而占第一位的是苹果，第二位是谷歌，第三位是微软，第四位是亚马逊，第五位是脸书，全是数字经济头部企业。这代表的什么？市场总体来说看好的，就是新经济数实融合带来的未来成长性空间不断打开——这个趋势没有完结。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使中国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距离，支持高质量发展，一定要从数实融合这个概念上，抓住数字经济的产业化、产业经济的数字化。那么在当下，扩大内需和作为现代化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方面，我们要抓住中央给出的“有效投资”方面的基本概念，是“新基建”。新基建就是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设施种代表性的工程，已有一系列的会议和文件给出这方面的具体指导，它可以细分为七大领域，从5G，到数字化特高压输变电系统，到城际高速铁路和城轨交通系统数字化的建设开发，到数字化紧密伴随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系统，还有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与产业互联网，这是很清晰的战略部署。

接着就要说到，在数实融合这个领域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一般经验表明：互联网+的创新成功率是相当低的，但少数成功者、冲到了前沿的数字平台头部企业他们具有的直观的所谓寡头垄断特征，却明显区别于过去我们关于寡头垄断的概念——他们不是形成寡头垄断地位以后去压制其他企业的创新，去在发展方面形成惰性，而是要带动上游、下游为数极为巨大的中小微企业，形成全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产业集群，那么这种少数头部企业冲过痛苦烧钱阶段瓶颈期而一飞冲天以后，带来的是全局皆活的局面。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可否认，事情不可能十全十美，我国在前面一段有长足发展之后，又经历了头部企业的整改，现在中央给出的信号非常清晰：“完成整改”，要进一步抖擞精神，在创业创新发展过程中要升级，而且要带出一批“绿灯”项目，要进一步贯彻好中央重量级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三十”条文件。

在这样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人工智能等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把“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推上去。如果直观地看，有一个微笑曲线，可以表示这样一种升级。中国现在虽然是世界工厂，但是大而不强，我们主要的产能是落在微笑曲线的中间位置，两头——左边是创意创新成功形成有影响力的品牌，右边是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市场拓展，中间是成规模的加工：我们主要的产能，落在这个中间段上。这当然是我们作为后发经济体的切入点，但是升级发展客观要求我们，要继续调动全要素生产率，调动我们的一切潜力活力，把越来越多的产能推到左右高端去。比如，我们过去儿童玩具方面提供了全球85%以上的份额，但是没有自己叫得响的本土品牌，大家想到的可能是芭比娃娃，乐高积木。说到手机，全中国使用者，现在应该讲是10亿以上用智能手机，但是引领最前沿潮流的，得承认是苹果（新近华为的进展是令人振奋的，有重大的突破，高端芯片被专家评价为至少是从0到1，至于进一步缩小与最前沿水平的差距，那是在1的基础上，再经过三到五年的努力很有希望达到的），现在总体来说，在全球产能方面，智能手机我们更多的还是加工，比如郑州那边的厂区，我去看过，三十多万人就业，三班倒24小时连轴转生产苹果手机和其他苹果公司制品。而今后我们的希望是什么？已经有阶段性的升级案例：比如说汽车赛道上广汽过去生产日本具有知识产权的广本，口碑很好，但那是在日本掌握左右高端收益的情况下适应市场需要的选择。后来，他们“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出了自己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其中一款广汽传琪，前几年在市场有很好表现，每年可以卖出几十万辆，如果能稳定这个相对优势，就会有一个战略性的提升：它可以考虑以跨国公司的新框架，把生产线迁到越南去，而牢牢掌握住左右的高端收益。它的这个模式就很像特斯拉了——特斯拉在中国上海这边建厂，成功了，使它整个发展过程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扭亏为盈了，现在要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南美、复制到欧洲。我们做这种比喻，当然仅仅是比喻而已，但是可以看到，像广汽这样一个“走出去”模式，它不就是在解决很多年前珠三角已经说到的“腾笼换鸟”问题吗？我们这样的升级，在数字经济赋能、加持的情况下，头部企业一定会发挥非常重要的对于整个经济升级发展的影响、辐射、带动和支持作用，“数实融合”将是创新的主潮流，我们外滩大会的意义，也由此而凸显。

结束发言之前我愿意说，从中国的成长性和我们主观努力相结合来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和党的基本路线，会议所在地外滩代表的上海、长三角大有可为，我们整个的中国大有可为！当下，我们不否认有不愉快的因素，需要以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结合着政府各个辖区的发展，进一步动态完善高水平的现代化战略顶层设计，从中央到地方，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守正创新，守正出奇，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限政府的概念结合好，激励政产学研金创新团队打开新局面，在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突破的像芯片、航空发动机这样的卡脖子领域里，打通“华山一条路”；同时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在双循环这个框架之下拥抱全球化，以内循环为主体，更好掌握自己的主导因素，而同时绝不放弃外循环，形成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新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数实融合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注意吸引风投、创投、天使，注意在地方辖区里已经有初步经验的孵化器、创业园区、连片综合开发等等的支持。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概念大家越来越看重、都在努力实施重点突破的过程中，政府也应积极探讨以产业引导基金，支持重点的企业和企业联合攻关。这些大有可为的事情，我们要一起发力，万众一心，按照现代化的目标，充分调动中国的潜力活力，锐意进取，行稳致远。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