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文化传播的隔离机制
自鸦片战争以来,数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孜孜不倦,但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有限。打破文化传播的隔离机制,任重道远,需要新一代制度企业家坚持不懈的努力!
自鸦片战争以来,数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孜孜不倦,但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有限。打破文化传播的隔离机制,任重道远,需要新一代制度企业家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的应试教育总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都会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这种观念就会影响人的思维,影响他的创造力。
我曾提出过一个分析制度变迁的新框架,这个框架有两个维度:理念和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也可能错误;领导力也有强弱之分。理念和领导力的不同的组合对改革的影响是不同的。
大家总讲 "看病难 " "看病贵 ",其实在一个真正的市场中, "难 "和 "贵 "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市场化可能带来 "看病贵 ",但是不会带来 "看病难 ";如果看病又贵又难,那只能说明我们没有真正地按照市场去做。
科斯与张五常反对对污染征税的错误观点,在中国到近年都有很大的影响,其支持者包括著名的北大张维迎教授(详见文末:黄有光 2015)。笔者以前在中国建议对汽车与汽油征收污染与堵塞税,就曾经被批评为忽视了科斯对庇古的批判。因此,认识这个‘全有或全无’的错误,是很重要的。
无论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它们的共同缺陷是忽视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至关重要。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增长理论,我概括为“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
在第二期“白玉兰讲坛”报告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应邀作“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主题报告。
3月16日下午,第二期“白玉兰讲坛”报告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应邀作“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主题报告。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任何人的生存都离不开他人的合作和协助,人类如何能从以自我为中心到达合作互助?或者说,自利的本性如何能给他人带来好处而不是伤害?
无知使得决策变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烦是,许多人不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结果就出现了哈耶克讲的“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张维迎
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
经济变革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整个观念体系都要转变。现在,我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以下观念,以引起大家的讨论。
许多人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政策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但我想强调的是,反垄断法执行当中面临的挑战,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在数字经济之前就存在。其原因在于,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