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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大校长冯玉忠:与改革共命运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发布时间: 2023-06-02 12:15:52 编辑:夕歌

导读:辽宁大学历任校长有多位,但人们习惯不带姓直接称为“校长”的只有一位,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政辽大近13年的冯玉忠。

辽大校长冯玉忠:与改革共命运

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2.1.10总第1028期《中国新闻周刊》

辽宁大学历任校长有多位,但人们习惯不带姓直接称为“校长”的只有一位,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政辽大近13年的冯玉忠。

他周围的人说,他是独特的,其办学旨趣也是独特的。他曾说,不赞成地方院校办学盲目模仿北大清华,地方院校都按名牌大学模式办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败笔和悲哀。

东北曾是计划经济的大本营,这种体制对人的影响之大、腐蚀之深,是身居其外尤其是地处南方的人无法体会的。冯玉忠从不讳言自己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却对计划经济深恶痛绝。作为一位常出惊世骇俗之论的经济学家,他数次错过了成为“政坛新星”的机会。

他曾说,自己的命运与改革的命运似乎是分毫不差地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处于高潮,他就忙得不可开交;改革处于低潮,他就“门庭冷落车马稀”。

2021年11月25日,冯玉忠去世。88岁的“校长”和他主政的那个时代一起,渐渐远去。

1991年,冯玉忠(左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亚太地区大学校长会议。图/受访者提供

经验就是“不管”

1983年前后,高校换届中诞生了一批著名校长,如北大的丁石孙、华中师大的章开沅,他们此前都没有当过校级领导,因在民意调查中获得高票而被破格提拔。在东北的辽宁大学,也破格提拔了一位中层干部任校长,这就是冯玉忠。

1983年,辽宁大学遴选新校长,辽大日本研究所所长冯玉忠是颇受瞩目的候选人之一。

他思想敏锐,有理论功底。早在1957年2月,23岁的他就在北京的《大公报》头版头条发表处女作论文《价值规律在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中的调节作用》,一炮打响。由于这篇论文,他差点在反右中被认为是“反驳斯大林”而成为右派,虽因根正苗红的徒工出身而得以幸免,却从此搁笔20年。

70年代初,他曾担任辽大中文系主任。曾担任辽大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的肇乐群回忆,冯玉忠很早就热衷发展“新生事物”。1974年,他力排众议,开全国高校招生先河,创办了“群众文艺创作实验班”,从全省招收了41名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人。

辽大日本研究所是经周恩来提议建在东北的,最初由辽宁省委宣传部管辖,后来交给辽大,是辽大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部门。冯玉忠工作很有魄力,且为人忠厚,眼睛向下,因而在中层干部中威信很高。

当时除冯玉忠外还有几位候选人。辽宁省委组织部专门来辽大征求校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的意见。不久后,50岁的冯玉忠就被任命为辽大校长。

在就职演说中,他第一句话喊的是“老师们、同志们”。这是他的一个“小心机”。他看到,当时中国的高等院校有着日益行政化的弊端,其显著标志就是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不高,因此特意在称呼中把老师单列出来,而且放在第一位。不过他很清楚,真正依靠教师、教授治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冯玉忠上台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派性斗争。他和党委书记刘鹏的第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委以重任,没留一个尾巴。后来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文元即是其一。冯玉忠对极左十分痛恨,每次提及辽宁大学教授、梁启超弟子周传儒被打成右派后的遭遇,都是痛心疾首。

当时实行校长负责制改革,辽大是试点单位之一。冯玉忠主动提出,不担任学位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而由分管副校长主持。他主政13年,没批过一张经费使用的条子,而是委托学校总会计师全权负责。他与党政方面的关系都处得很好,组织部每次来考核的结果都是廉洁团结。

冯玉忠在学校管理上采取的一项新措施是每周三晚召开校务恳谈会。恳谈会由他亲自主持,学校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轮流邀请各系教师代表参加,不限定主题。会议发言非常踊跃,如果不抢着发言就根本得不到发言机会。如有教师对教务处制定的教学工作量化管理条例提出意见,冯玉忠当场请教务处处长作了解答,之后采纳了教师的意见,对条例作了修改。他还和刘鹏共同设计实施了学生党委联络员制度和校长联络员制度。

1984年10月,《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消息:冯玉忠校长聘任33岁校长助理。这则新闻在当时颇为轰动,外媒也作了报道,认为这预示着改革开放的中国要起用年轻人。

这位33岁的年轻人叫刘志超。他1975年毕业留校,在辽大宣传部工作,1979年调到历史系从教。冯玉忠一上任就开始考察他,但他自己并不知情。

此后,又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刘志超被提拔为辽宁大学副校长,那时他才34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副校长。

刘志超分管人事、财务、后勤等,冯玉忠要求他在分配时要向知识分子尤其是第一线教师倾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冯玉忠格外注重年轻人的成长,总是在有意识地寻找有才华的年轻人,为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干部。

《辽宁大学校报》学生记者采访冯玉忠,问他作为一校之长最苦恼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是手中没有杆秤(意即手中没有杠杆)。他希望上级行政机关“放权”,使高校的管理者们有责也有权,责权统一。

1988年,在冯玉忠的提议下,校党委决定设立振兴奖。生物系教授董厚德的科研成果《辽宁省1:50万植被图和植被区划》被评为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个被授予振兴奖。生物系提出的方案是奖励500元,科研处的意见是800元,冯玉忠提出,最少5000元。他说,就是要冲破头顶上的平均主义浓雾。

1988年,辽宁大学出版社率先在国内出版界实行了承包经营制。承包经营没有“红头文件”作依据,也没有现成样板作参考。

承包合同书讨论稿先送冯玉忠审阅,再送校党委审定。冯玉忠对各项条款几乎一字不易,只对承包人提成比例提出异议,认为3﹪不行,最少5﹪。大家担心校内外震动太大,他说:“就是要让全校议论这件事,沸沸扬扬才好!”最后党委讨论时,支持了他的意见。

承包后,出版社名声大噪,在全国大学出版社中名列前茅。一位记者采访冯玉忠,问他在管理上有何经验,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两个字:“不管!”

点亮一盏灯

冯玉忠常说,管理学生不是目的,教育家应是教育人塑造人的,不是用知识来装满学生的篮子,而是应该点亮一盏灯。

他认为,发展学术、追求真理是大学的生命,而实现的前提是保证师生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据他自己统计,辽宁大学自1950年到1976年先后搞了20次政治运动。斗来斗去,斗丢了教学和科研,还造成了不少人的人格严重扭曲,“历史的经验不值得汲取吗”?

冯玉忠要求学校一律不写“通知”,只写“敬告”或“周知”。他说学校不是上级领导机关,没有通知的权力,只有敬告的义务。他还组织发起“最可爱老师”评选,加强学生在教师评价体系中的发言权。

当时辽大学生社团全国知名,也因此催生了很多新事物。学生以参加社团为时尚,校学生会专门成立了社团部做管理和服务。

辽大公告栏里每天都贴着各种讲座通知。讲座内容广泛,提出的学术问题十分尖锐。其中,冯玉忠所作的“改革的理论和理论的改革”学术报告座无虚席,过道挤得水泄不通。一次开学典礼,他讲话时已近中午,他说:“大家觉得我说的话没意思、无价值,随时可以离席去食堂吃饭。”但无一人退场。

那时,在黄昏时刻的校园里,学生们时常看到他独坐在小饭店里,点一瓶啤酒和一盘炒面,独自享用。

1989年4月,冯玉忠第一次访问韩国,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位访问韩国的大学校长。那时中韩之间尚未建交,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大学校长,不宜以公开身份访韩,因此是以辽宁省经贸考察团团长的身份访韩的。

他访问韩国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多招留学生。他深感像辽宁大学这样一所地处东北的地方院校,欧美学生来留学的不会太多。当时最多的是日本留学生,但他预感未来韩国留学生的数量可能超过日本。1986年,他开始“秘密”接收以香港青年身份出现的韩国留学生,到1988年辽宁大学已有了六七位不公开的韩国留学生。

访韩归来,他写了专题报告《南朝鲜的“中国热”和我们应有的对策》,提出了六条建议,中心意思是建议中韩尽快建交。据说,报告不久便送达中央领导。他利用自己在韩国的影响力,为开展中韩交流、促进中韩建交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工作。

中韩建交后,他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了“韩国学系”并亲任系主任,使辽大成为继哈佛大学之后第二所开办韩国学系的大学。如他所预料的,辽大的韩国留学生数量很快超过日本留学生,跃居第一位,达到500多人。

“藐私必损公”

冯玉忠是一位大学校长,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

他总是一有机会就为商品经济大声呼吁。他说,商品经济的大门口写着八个字:顺我者富,逆我者穷。

他说,一个不尊重自己企业家的民族,不会是先进的民族。他发现一些锐意改革的厂长饱受“告状”困扰,感叹一封匿名信就可以干掉一个改革者,说这叫“猫被耗子咬”,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捆住前后爪,任凭耗子咬,正气不压邪,是非大颠倒。

1986年春,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新的一年改革如何深入。冯玉忠在辽宁大学组织了一场主题为“改革需要理论、理论应该改革”的大讨论。《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他的谈话。他还联合赵希友、王泽普等一批著名企业家,于1986年10月创建了“理论沙龙”。

1986年12月16日,时任辽宁省省长全树仁应邀来到沈阳第三机床厂,参加了理论沙龙的第二次活动。这次沙龙活动的中心议题是:1987年应如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全树仁边听边做笔记,随后也发了言。

他说,搞活大中型企业是搞活辽宁的核心问题,应该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以利于形成一大批企业家。要保证经营者的自主权,还要解决经营者本身的利益问题。干部制度也要改革。党管干部不能理解为组织部定谁是谁,组织部应是人才库,任命不任命还要看经营企业的实绩。

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大家都说,这个发言不带官气,有自己的新见解。

1988年春,冯玉忠发表了自己最重要的文章《提高全民族的资产关切度》。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自己对产权的思考。

他对产权的关注由来已久。1953年,他被所在的东北商业专科学校(辽宁大学的前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每年寒暑假都回老家——北京市平谷县梨羊村。那年冬,村里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的二伯父冯邦荣却拒不入社,说“得瞅瞅再说”,但还没等瞅明白,就在1956年的合作化高潮中“被入社”了,从此后牢骚满腹,怪话连篇。冯玉忠常与他辩论,说他落后、忘本。

1960年是困难时期,放假回到家乡的冯玉忠无法再回避一种不敢想、不敢信的严酷事实:本村和邻近几个村庄天天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其中就有最疼爱他、给了他童年最大温暖的姥爷。冯玉忠满怀困惑,找不到答案。但从此以后,他不再与二伯父辩论了,农民的意见他听得进去了。

1982年冬,二伯父去世,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当年入社时的85块钱本金没有退还他。就在他去世后不久,包产到户就全面铺开了。冯玉忠想,让二伯父一生不平的,归根到底不就是产权问题吗?

1987年,冯玉忠再次回乡探母,发现一位同辈兄弟正把刚盖起两年的五间大瓦房拆了重建。他迷惑不解,对方反问他:“我问你,解放后没收过农民房子吗?没有。可是除了房子之外,农民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充公!”

这些都让冯玉忠渐渐看到了产权问题的严重性。产权是经济问题的核心,也是文化道德问题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子”。

他在《提高全民族的资产关切度》一文中提出,应采取健全公民私有财产保护法等各种措施,促使十亿公民增强资产关切度,使亿万公民既有产权利益,又有产权风险和产权约束。文章发表后,内地和香港的32家报刊相继转载,“资产关切度”一时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经济学词汇之一。

从90年代起,冯玉忠的研究侧重点开始转向“经济与文化”。因为他认为,计划经济造成的不仅有经济后果,还有文化后果。经济后果就是贫困的普遍化,对此人们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文化后果则是道德滑坡,对此人们还没有很好的认识。

1991年8月,冯玉忠去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亚太地区大学校长会议,会后由东向西横贯欧亚,在苏联考察访问了18天。这次考察让他感受到两个强烈的反差,一个是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反差,这令他吃惊;另一个是现实与以前看到的苏联电影的反差,这让他大有上当受骗之感。

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苏式计划经济制度是一种最没有计划的经济,是首长经济,其本质就是两个字:剥夺。他认识到,藐私必损公。

两个月后,他又去汕头参加了地方性综合大学校长会议,会后自东向西,访问了深圳、东莞、广州、珠海等地,也是为期18天。

在珠三角,他看到一片热气腾腾、生气勃勃的建设景象,不仅与在苏联看到的冷冷清清、一片萧条的景象形成巨大反差,也与北方特别是东北那种沉闷空气形成十分鲜明的反差。他再也按捺不住了。

1992年正月初三晚间,他开始动笔写作,初四写成。这是一篇随感录性质的文章,仿邹韬奋《萍乡忆语》,起名叫《南行忆语》。文章强调,辽宁与广东的最大差距是观念的差距和机制的差距,差距的核心是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当时“市场经济”一词还没有开禁)。

冯玉忠将此文投送了几家报社,但在当时改革低潮的气氛下,这几家都迟迟未发。

3月中下旬,《经济参考报》和《沈阳日报》率先刊登了这篇文章。很快,传达了邓小平南方谈话。此文的境遇突然改观,先后被十几家全国性和省级大报转载或摘登,几成热门。香港《广角镜》还发表了《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冯玉忠理论受重视》的文章。有的人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事先得知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否则为什么写得如此有针对性?

“激情不能退化”

1995年,冯玉忠从校长岗位上退了下来。肇乐群1990年调任沈阳市民委主任后,经常和冯玉忠共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认为,冯玉忠的影响力恰恰是在他退休后体现得更为明显。

冯玉忠经常建议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做社科院领导首先得当社会科学的行家里手,必须得挤时间搞些自己的东西,不能放任自己。要成熟起来,谙熟人情世故,但激情不能退化,进取心不能丢失。

1995年,赵德志成为冯玉忠的博士生。他回忆,那时上课的地方都是经济改革发展的第一线。鞍山、辽阳、海城等地走在辽宁改革开放的前列,冯玉忠经常去提供理论指导,鼓励探索,企业和地方政府负责人甚至摊贩都很欢迎他。

1997年,冯玉忠受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邀请,南下深圳。当时一些人认为特区已不特,要求取消特区的声音甚嚣尘上,厉有为要在舆论上组织反击。

冯玉忠到深圳后,跑了很多地方,发现了各种问题,一些甚至是带有全局性的迫切问题,比如公私财物的确权。他认为,如果取消特区政策,深圳的改革开放就会陷入困境,而没有深圳的先行先试,全国的改革开放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他旗帜鲜明地支持特区,并提出“国有资产不许侵犯、私有资产不容剥夺”。

2003年,冯玉忠70岁,一些学者和朋友为他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辽宁省委原副书记孙奇发言回忆,冯玉忠曾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对辽宁省的改革发展起了重要的建言作用。他还拿出一个笔记本,边翻边念:某年在某座谈会上,您如何如何说。

冯玉忠晚年,辽宁东北亚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姜明秋在他身边工作了20多年。姜明秋几乎隔一两天就会去看他,每次去都会给他带去长寿参鸡汤和泡菜。他对朝鲜半岛局势和私营企业的营商环境特别感兴趣,总会向姜明秋问起,因此阅读和记录这些方面的新闻成了姜明秋给自己布置的一道作业。

2014年,88级物理系的韩雪松第一次与冯玉忠在聚会上同桌共餐。在敬酒时,冯玉忠准确叫出了他的名字,还知道他的工作经历。韩雪松说,冯玉忠非常注重自己在年轻人心中的形象,每次上台讲话之后都会很认真地问身边的人,自己的着装是否合适,某句话是不是说得不妥。他认为如果自己不被年轻人所接受,那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力。

一次,昔日学生们与他聚会,席间纷纷回忆起当年辽大不写“通知”而写“敬告”等往事。冯玉忠很开心,还说现在的饭店都写着“禁止吸烟”,其实应该是写“请勿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