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张维迎“市场失灵理论的谬误”一文的错误

导读：科斯与张五常反对对污染征税的错误观点，在中国到近年都有很大的影响，其支持者包括著名的北大张维迎教授（详见文末：黄有光 2015）。笔者以前在中国建议对汽车与汽油征收污染与堵塞税，就曾经被批评为忽视了科斯对庇古的批判。因此，认识这个‘全有或全无’的错误，是很重要的。

作者：黄有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来源：综合自网易财经、北大国发院、搜狐财经综合报道，本文略有删改）

黄有光：张维迎等反对对污染征税的错误认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有目共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有目共睹。虽然也有一些环境破坏的负作用，但大家也乐见近两三年雾霾日数的减低。因此，笔者很惊奇，24日听到，并在网上证实下述报道：有关部门介绍了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的“两降低一下调”政策，其中企业用电成本共计降低了590亿元(人民币，下同)，油价实现了二连降。

电、气、油等能源依赖可耗尽资源，其生产与消费又有很大的环境破坏作用，从整个社会的观点，应该对其增加税收，提高它们的价格，使人们（包括企业）应用它们的成本提高，从而鼓励人们减少使用，以便达到减低环境破坏的程度，增加人们的快乐。

虽然说，在疫情期间，应该保证包括能源在内的重要物品与服务的供应，但不应该减低它们的价格。这样，使对它们的使用有重要作用时，人们能够使用；但在不很重要的地方，节省使用，以便达到环保的作用。要确保经济不受疫情的过度影响，可以采用其他政策，包括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

即使要辅助某些物品，也应该选择环境破坏作用比较低的物品，而不是油、气、电等。不知道是不是笔者忽视了一些有关因素，希望有关方家不吝指教。

另一方面，对破坏环境没有征收足够的税，是否受到一些极端右倾的反对对污染征税的议论的影响呢？

国内著名的张五常教授于１９９０年７月，在科斯教授（Ronald Coase）获得诺奖之前，写过《我所知道的科斯》一文，重新刊登在2013年底，在张教授主办的追忆科斯的深圳会议时出版的手册《追忆科斯》（下称《手册》）。在此文的第４页，张教授叙述了一个在１９６０年春天，包括好几位后来的诺奖得主与其他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聚会’：

“科斯问：‘假若一家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预 ― 正如今天香港的环保言论一样。但科斯说：‘错了！’跟着来的争论长达三个小时，结果是科斯屹立不倒。” （引自《手册》第２７页）。　“科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胜了一仗” （引自《手册》第２８页）。张五常教授关于上述辩论的叙述，也由诺奖得主GeorgeStigler (1985) 的回忆文章所印证，可靠性完全没有问题。

科斯的观点发表于1960年的Journal of Law &Economics。此文（Coase 1960）曾经很多年成为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章，也是科斯的最主要两篇文章之一，可说值得半个诺奖。此文虽然也论述了一些正确与重要的观点，包括污染的两面性与科斯定理，但此文最主要的论点是批判庇古A.C.Pigou对污染征税的建议，也就是上述三小时辩论的内容。

科斯不用数学，也不用图形分析，只比较完全自由污染（全有）与完全禁止污染（全无）的两个极端情形。给定这个只考虑这两个极端的比较，科斯用合理的数字，有说服力地论证，完全自由污染可能比完全禁止污染好，或反过来，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看具体情况。

科斯的这个结论，用来批评要求完全禁止污染的极端环保主义者，是成立的。然而，科斯却用它来批判对污染征收庇古税，这是错误的,因为他的结论，是基于‘全有或全无’的比较，忽略中间情形。然而，让人惊奇的是，在场的其他20名经济学者，包括好几位后来的诺奖得主，却在辩论后全部支持科斯，从原来的20对1票反对科斯，变成21对0票支持。

由于科斯只比较全有与全无的两个极端，使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不对称性。在自由污染的情形，最后一个单位的污染量，对污染者而言，其边际利益是无穷小的，而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却是很大的。这个不对称性使能够减少污染的庇古税是有利的。

如果只比较完全自由污染与完全禁止污染，污染的利益与危害可能大致是对称的。由于科斯只做这个全有或全无的比较，使他以及其支持者忽视上述不对称性，而得出反对对污染征税的错误结论（Ng 2007，或黄有光2011）。

科斯的错误，一方面是方法论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芝加哥学派过分强调市场的功能，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能够有效运行的地方，让市场工作，这是对的。然而，污染或环保问题，单单市场本身是不能有效处理的，必须政府的辅助，甚至世界各国合作来进行。

1960年那场大辩论，涉及许多后来的诺奖得主，为何他们会被一个显然错误的比较所误导呢？我认为，这一方面是他们过分支持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的右倾思想所影响。从他们这个错误，我们可以吸取教训，小心思想意识的误导。

科斯与张五常反对对污染征税的错误观点，在中国到近年都有很大的影响，其支持者包括著名的北大张维迎教授（详见文末：黄有光 2015）。笔者以前在中国建议对汽车与汽油征收污染与堵塞税，就曾经被批评为忽视了科斯对庇古的批判。因此，认识这个‘全有或全无’的错误，是很重要的。

张维迎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14年12月号，发表了“市场失灵理论的谬误”一文（下称张文）。此文企图论证：“传统经济学有关市场失灵的理论都是错误的。第一，外部性[例如污染]并不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理由，没有外部性就没有社会。”

传统经济学对污染等的征税理论，是基于外部效应的概念。污染是负效应，是外部成本，因为污染者没有负担这个成本。张维迎认为“用外部性理论证明政府干预市场的合理性，或者证明市场的失灵，是完全错误的”（张文，第122页），道理是：张维迎问，“假如我开一间饭馆，我比竞争对手做得好，我把他挤垮了，这是不是外部性？这也是外部性。那我应不应该赔偿他？经济学家不会认为要赔偿他。那么为什么前一种情形[指环境污染]要赔偿，后一种情形不用？外部性理论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张文，第121页）。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显然的，张维迎的问题在于混淆金钱与实质外部效应。前者是通过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而导致；后者是直接产生影响。这是课本的简单区分，例如：“这里的外部性概念仅限于实质real的外部效应，并不包括通过价格变化起作用的‘金钱的’pecuniary外部效应。

例如，如果某些人大量增加对某一商品的需求，将会推动该商品的价格上升，从而使其他的消费者受损。但至少在没有扭曲的完全竞争经济中，消费者剩余的减少可以完全被生产者剩余的相应增加所抵消，因而这种金钱外部效应并未降低效率”（黄有光2005，第7.1节末端）。例如，张维迎的饭馆，对其竞争者造成损失，但却给消费者带来利益。可以论证，不考虑其他的扭曲，或其他扭曲的预期作用大致相互抵消[我说的第三优情形]，利益大于损失。因此，不必要求张维迎的餐馆补偿其竞争者。

相反的，在实质外部效应的情形，例如工厂或汽车对空气的污染，会有严重效率损失。简单起见，不考虑良心效应或环保意识，假定每个行为者极大化自己的净效益。因此，最后一些单位的污染，对污染者的净利益接近于零，但却对受污染危害的人们造成重大危害，因而是没有效率的。因此，对污染征税，鼓励污染者适量减少污染是有净利益的。这是庇古税的精要所在。不过，如果完全禁止污染，像一些极端环保主义者要求的那样，则也会矫枉过正。

上述金钱与实质外部效应的区分很重要，因为大致上（忽略其他扭曲所造成的次优的问题）金钱的外部效应不造成效率损失，而像污染等实质外部效应可能有重大损失，甚至影响世界的生存可能性，非处理不可！

张维迎：外部性概念的谬误
先谈一下外部性问题。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时，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假定不存在外部性，等于假定不存在社会，因为只要存在两个人以上，一定就有所谓的“外部性“。比如你的长相怎么样就会对我发生一些感官上的、情感上的影响；你说话声音高还是低，我会感受到舒服或者是不舒服。所以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没有外部性的。如果我们以外部性来证明市场失败，并由此推出政府干预的正常性，那么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项活动不需要政府干预。但像科斯已经证明的，外部性其实是个产权界定问题。[ii]张五常教授“蜜蜂的寓言”告诉我们，当事人之间也有能力解决相互的外部性。[iii]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当一个企业造成环境污染的时候，他对别人造成损害但没有赔偿，所以他的选择不是最有效率的，需要政府来干预。但假如我开一个饭馆，我的饭馆比竞争对手做得好，我把他挤垮了，这是不是外部性？这也是外部性。那么我应不应该赔偿他？我想我们经济学家不会认为要赔偿他。那么为什么前一种情况要赔偿，后一种情况不要赔偿？外部性理论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核心是产权界定，就是什么是我的权利，什么不是我的权利。我做得好，价廉物美，打垮了竞争对手，这是我的权利。他也有同样的权利。但是，比如说，我在你家门口堵塞客户进入你的饭馆，我侵害了你的权利，需要政府干预。所以简单说，这个问题只能通过产权来定义，也就是说任何侵害个人产权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都应该受到限制。反过来说，任何没有侵害他人产权的行为，不论它造成多大的外部性，都是不需要进行补偿的。所以福特汽车汽车公司当年打垮了很多马车夫，很多马车夫失业了，但是福特公司不需要赔偿他们。同样，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互联网公司打垮了传统的公司，这种外部性也不需要去补偿。所以简单的一个结论是，我们必须从产权角度来看待过去被称之为外部性的东西，否则就会陷入误区。

我再强调一下技术进步。经济学家大量地研究技术进步中的外部性，就是溢出效应。按照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因为发明者、创新者没有办法享受所有技术带来的好处，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技术进步一定低于最优水平，如果要有社会最优的技术进步，就需要政府给技术进步以补贴。这个结论太荒唐。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最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而我们经济学家却认为它没有为技术进步提供足够的激励。理解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包括张五常教授在书中谈到的自然选择、生存竞争，而不是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你发明、创新，是因为你必须比别人做得更好，是你的生存问题，而不是说看是否获得了发明创造的全部好处。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观点，用外部性理论证明政府干预市场的合理性，或者证明市场的失灵，是完全错误的，至少是不成立的。

张维迎：失灵的不是市场，而是市场理论

2015年10月28日，理想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人文经济学会支持的“经济学范式的突破——张维迎《经济学原理》新书发布会”在北大举行。中山大学王则柯教授、北大国发院张维迎、卢锋、姚洋、刘国恩、徐晋涛等经济学家与会。

本文为张维迎教授发言实录，发言全文如下：

张维迎：主流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但是，上了经济学课以后，给很多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不一定是市场如何有效，而是市场可能失灵。打个比方，本来想证明女孩子多么漂亮、温柔，但最后的结论是女孩子只有睡着的时候才是妩媚的。一旦醒来，开始行动，就满脸疙瘩，奇丑无比，而且脾气暴躁。给她的建议就是怎么整容，怎么把她的手脚捆绑起来，怎么管教她。但是，越整容，她变得越丑。而她变得越丑，越需要整容。

具体来讲，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有三个重要的失灵。第一是由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第二是由所谓的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第三是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市场，可以说市场的失灵无处不在。政府对任何经济活动的干预都有充分的理由。按照经济学关于垄断的定义，每一个生产者都是垄断者。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生产者面临的需求曲线是水平的，甚至一个居民区的杂货店，它也是一个局部的本地垄断者。

每一种经济活动都有外部性。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穿衣打扮都会给人带来愉悦，或者是使人感到不舒服。这就是经济学讲的正的或者负的外部性。每一种交易活动都是信息不对称的。因为卖的人拥有的产品知识总是比买的人多。按照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对市场进行干预。

为什么经济学能得出这样的市场失灵的理论？我认为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传统经济学的范式。简单来说，这个范式就是完全竞争模型。经济学在完全竞争模型下得出市场有效性的基本结论。我们再用这个模型进行套用，凡是套不进去的东西，都表明市场有问题。

具体来讲，完全竞争模型是基于这样一些重要的价值。第一，每个人都是同等的完全理性的；第二，技术、资源、偏好都是给定的已知的；第三，经济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的特点；第四，每一个企业都很小，每一个行业都有无穷多个企业在竞争；第五，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第六，未来是确定的；第七，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第八，所有变化全是外生的。时间关系，我只能罗列这些完全竞争模型隐含的基本假设。

所有这些假设都是不现实的。所以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市场一定会失灵。其实我要讲的是市场本来不需要这些假设，是我们经济学家需要这些假设。市场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这些假设。所谓市场失灵，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市场理论的失灵。我们经常将市场理论的失灵称为市场失灵。

首先是垄断。垄断是相对于竞争而言。在经济学中，最高水平的竞争是完全竞争。每一个行业都有无穷多个企业，每一个企业都非常小，所有的企业都生产完全一样的产品，都只能获得相同的价值，没有任何企业有定价权。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完全竞争的假设套用到经济学家自身，就是所有的教授写一样的论文、教一样的课、收一样的费。我想我们不能叫它竞争。其实完全竞争的英文是perfect competition，完美无缺，实际上是没有竞争。市场上是怎么竞争的？企业是怎么竞争的？就是我怎么做到与众不同。我生产不一样的产品，即使是生产同样的产品，我的产品的质量比别人好。质量跟别人的产品一样，我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这才是市场上真正的竞争，经济学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是这样，我能够跟别人有不一样的观点、写不一样的论文、写不一样的书，而不是跟所有人做一样的事情。尽管我们希望完美竞争，实际本质上是没有竞争的。

竞争意味着需求曲线一定是向下倾斜的，甚至是居民区的小店也有定价权。提高价格，消费者不会全部跑掉。降低价格，全世界的人也不会都来买他的东西。

但是，非常遗憾，按照经济学本来的定义，只要需求曲线存在，就存在市场失灵，就存在垄断。尽管我们叫它竞争垄断，或者叫垄断竞争。

再看现实的市场。最成功企业的做法就是不断占有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最后变成经济学定义的垄断者。所有国家的《反垄断法》都是针对成功的企业。有人说如果你要了解什么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企业，就去美国司法部查一下所有经过反垄断起诉和调查的企业，你就知道什么是美国最成功的企业。

传统经济学提到市场竞争中最优秀的企业跟政府管制导致的垄断混为一谈。假如按照经济学传统定义，在中国寻找三个最大的垄断者是谁。按照经济学的标准，不会是中国电信，不会是中国石油，也不会是工商银行，而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按照现有的定义，可以给出结论。因为这些企业在行业中所占份额都比中国电信、中国石油、工商银行在行业中所占的比重要高。

经济学有关垄断理论的预测与现实完全相反。根据经济学的预测，两个企业合并之后，它的垄断能力提高，价格一定会上升。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两个企业合并之后，价格不仅没有上升，而且都在大幅度的下降。所以我说现有《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完全是不对等的。如果不能突破传统的基于完全竞争范式的理论框架，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竞争。我们也就不可能真正纠正《反垄断法》的误区。这种误区给我们的现实带来越来越大的伤害，包括中国政府部门打着反垄断的旗号，干的是反竞争的事情。

当然，我要强调一点，垄断是个坏东西。但是，我们又不能把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企业当做垄断企业。真正的垄断是政府通过政治和法律强加给市场的。这样的垄断概念没有任何歧义。中国移动是垄断，中国银行是垄断，因为政府限制，别人不能自由进入。

我还要强调一点，市场竞争程度与这个市场行业当中有多少个企业毫无关系。哪怕只有一个企业，而这个行业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去，这个行业就是竞争的。若干年前，比尔盖茨讲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因为它占有市场份额的70%多。今天，马化腾的微信占有几乎百分之百的市场份额，但仍然是竞争者，不是垄断者，他们不敢有任何懈怠，所以微信不断推新出的版本。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个结论，不能用行业中企业的数量，或者是企业占有多大份额来判断是否垄断。而应该看有没有政府强加的种种限制。只有没有政府强加的种种限制，就是竞争的。如果有政府强加的种种限制，即使企业数量很多，仍然是垄断。好比出版业，仍然是垄断的。因为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办出版社。尽管可能有数百家、上千家出版社。

再看一下外部性问题。一种生产或交易活动给第三方带来正的或负的影响，这个活动就具有外部性。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于外部性的解释，比如养花让人赏心悦目。负的外部性就是环境污染、雾霾等等，这样的外部性无处不在。每个人的衣着打扮都有外部性，每个人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对别人产生影响。市场竞争本质上是优胜劣汰，意味着赢家总要影响输家的利益。

亨利福特生产廉价的汽车，打垮了美国的马车行业。按照传统的定义，这应该是负的外部性。亨利福特要不要补偿马车夫呢？腾讯的微信把中国移动的飞信打垮了，这算不算外部性？马化腾要不要补偿中国移动？中国有一个企业叫爱国者，生产的数码相机使得索尼公司的数码相机的价格大幅度下跌，给索尼公司的利润带来损失，爱国者要不要补偿索尼？同样，我们今天看到的滴滴打车这样的公司，它给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带来负的外部性，应不应该对后者给予补贴？

再进一步讲，这种外部性不仅在生产者之间存在，消费者之间也存在。你进入北大，你的分数考得好。北大一年招3000个本科生，你考得好，进入北大的分数线，意味着你把另一个人挤出去了。如果你考得差一点，有另外一个人进入北大，这算不算外部性？一个消费者，你买了一种东西，使这个东西的价格上升，别人要付更高的价格，你应不应该给别人补偿？所以我说外部性无处不在。

黄有光教授提到应该区别经济学的外部性和非经济学的外部性。他认为经济学的外部性不是真正的外部性，像我刚刚讲的福特汽车击跨了马车。非经济学的外部性才是真正的外部性，所以必须需要政府干预。

我想问一个问题，假如我发表一个观点，有的人特别不喜欢，不喜欢到晚上回家睡不着觉的程度，这是不是非经济学的外部性？我想至少不应该化为经济学的外部性。政府是不是应该限制我发表观点的权利？或者说我是不是要给不喜欢我观点的人提供补偿？按照经济学的传统观点，可能应该是这样，因为我给别人带来损失了。

外部性理论特别容易给专制提供理论基础。因为我们可以以外部性的名义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不同异议。如果走到这一步，当然是可怕的。我必须承认大部分经济学家并没走到这一步。我的意思是按照外部性理论的逻辑，我们就会走到这一步。所谓的外部性其实就是产权界定问题，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权利。只要我没有损害你的权利，即使我的行为给你造成影响，我也不应该补偿你。我有言论的自由，无论你是否喜欢，与我无关。你喜欢我的观点，我也没有权利向你收费。同样，你不喜欢我的观点，你也没有权利阻止我发表观点。这就是外部性的本质其实是对权利的认定。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界定产权，而不是用行政方式、行政手段解决所谓的外部性。现实中很多的外部性其实是权利的心态。用权利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不至于使我们走向极端的对市场的干预。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说法，非对称信息会导致市场失灵。大家都知道非对称信息是什么含义。市场的本身就是信息不对称。因为市场的前提是分工和专业化，不同的人做不一样的事情。意味着分工和专业化一定会导致信息不对称。我们当老师的，历史系老师知道的东西，我们经济学老师可能并不知道。搞出版的人知道的东西，我们写作的人并不知道。所以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市场失灵，市场根本就不会存在，而现实中也不是这样。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信息不对称带来逆向选择，好的东西卖不出去，坏的东西能卖出去。但是，我们调查现实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哪些好东西卖不出去，而坏东西卖出去了？现实情况恰恰是坏东西不好卖，好东西是最好卖的。

按照传统理解，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逆向选择就需要政府的干预。我们仔细看看现实情况，现实是哪一个国家政府监管越多、政府干预越多，哪一个国家的逆向选择就越严重。中国和美国相比，中国市场上存在的逆向选择，也就是劣胜优汰现象比美国市场严重得多。所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并不能导致政府可以干预市场。

为什么理论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异？最重要的是传统经济学忽略了市场声誉机制。我们把市场当做看不见的手，没有把市场当做一双隐形的眼睛。市场不仅是看不见的手，也是隐形的眼睛。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就是市场经济，干了坏事一定会得到惩罚，做了好事一定会得到回报。我们看不到市场中有多少人可以靠欺骗和坑蒙拐骗获得发展。如果是坑蒙拐骗，最后等待你的一定是破产，甚至坐牢。

传统经济学的企业是当做生产函数，其实企业本身是声誉的载体，其实企业是市场的运行方式。在传统的理解当中，市场像汪洋大海，企业是海上的岛屿。这个比喻是有问题的。大海可以离开岛屿，但市场不可以离开企业。如果没有真正的企业，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为什么企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企业本身承担着连带责任。这个连带责任首先是对企业内部员工的连带责任。如果你是老板，意味着你要对员工犯的错误承担责任；企业也要对上游价值链上的企业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好比一个汽车公司，要对所有零部件企业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零部件的质量差，导致的交通事故，也就是汽车公司的责任。所以大的企业，要对市场的声誉和市场的有效运作负责，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企业只是生产函数的定义，传统经济学对大企业是不是敌意态度。亚当斯密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也对大企业持有敌意的态度。现实中，如果没有大企业，人与人之间能不能信任？我觉得很难信任。没有大企业，就不会存在有效的市场。刚刚讲到《反垄断法》的问题，《反垄断法》是要解散大企业、反大企业。假如牛奶市场上不是那么几家大企业在主导，而是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模型，有数万家牛奶企业给我们提供牛奶，我们敢喝哪一种牛奶？我想哪一种牛奶也不敢喝。

这是我自己对市场的理解。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什么是企业，就不能理解什么是市场；如果不能理解企业怎么帮助人与人之间变得信任，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可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交易，也就不能理解分工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发达。

在第三个市场失灵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曲线。好比企业家，市场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企业家，是他们在制定决策，是他们在进行创新。企业家的能力决定社会的财富和财富的分配。假如在企业家能力高的企业工作，可以拿到更高的报酬。如果你在企业家能力很低的企业工作，就拿很低的报酬。在传统经济学领域，没有企业家的角色，在传统经济学的缩影里面看不到企业家三个字。因为传统经济学的资源、偏好都是趋近的，把企业家赶出了市场，市场不再需要企业家。没有了企业家，市场不可能有效，经济也不可能真正发展。

传统经济学把经济理解为循环运转的体系。事实上，实事求是是不断变化的体系。经济学讲过这样的话，一个静态的分裂主义还是分裂主义，一个静态的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但一个静态的资本主义就是自相矛盾的，是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静态的，是静态的就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我们传统经济学是用中世纪的眼光看待中世纪之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也影响到我们对宏观经济的看法。假设市场中没有了企业家，每一个人就像屋头苍蝇一样，完全是盲目的行动。结果是市场中出现危机。怎么解决危机呢？就需要政府出面，政府要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纠正市场的危机。现实中，宏观政治导致的更多的是经济的波动，而不是运行经济波动。因为市场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严重扰乱了企业家的预期。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在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出现企业家集体犯错误，一会儿经济高涨，一会儿经济衰落。

经济学的范式需要重新思考，需要有所突破。当然，不能说这本书有多么巨大的突破，但我试图纠正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存在的不对的结论。我认为还是要试图走出完全竞争的范式。如果不走出这个范式，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

我认为经济学要从资源配置理论走向合作理论。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怎么配置。人类是自利的个体，但我们又是合作的。只有我们合作，才能给所有人带来共同的利益。

理性的人、自利的人为什么要替别人着想？为什么要为别人创造价值？为什么要跟别人合作？这应该是经济学更关注的问题。市场经济是最有利于人类合作的可能。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人类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最重要的是跟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心理学家、伦理学家、人类学家都在试图用人性当中的利他主义来解释人类为什么合作。但是，我认为仅仅从利他主义的角度没有办法解释陌生人之间为什么会合作。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情心，但同情心导致的合作，像亚当斯密讲的是非常有限的。熟人之间的合作只能够使人类的合作达到非常初级的阶段。只有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像今天全世界人类的合作，这才使人类的合作达到更为完美、成熟的阶段，而这需要经济学家去解释。只有解释清楚这一点，我们才知道市场不仅是简单的创造财富，它还会给每个人带来幸福，并且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少使用暴力，越来越少玩儿零和博弈，越来越多的玩儿正和博弈，我们相互给别人带来利益、带来幸福。

我认为经济学还要放弃原来的功利主义哲学。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认为最大幸福就是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准。这个标准可以进一步解释为效率的问题。我们现在反思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国家面临的很多问题，假如一切以人家为目标，带来更多的不是幸福，而是创造了更多的误会。所以经济学应该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包括我刚刚讲的外部性问题，要从权利的角度理解什么事是应该做的，什么事是不应该做的。有些人类的基本权利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否定，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财产权利；不能为了国家的发展而损害个人的利益，我觉得这是功利主义的方式，而不是权利主义的方式。

我还要强调一点，经济学在过去的发展中也借鉴了非常重要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没有纳入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其中一个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我在这本书中有相当的篇幅介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是对市场理解最到位的经济学。尽管它没有数学模型，尽管它不是主流。但是，如果真正理解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我想你市场的理解就比现在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