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中国经济复苏的机遇与挑战

导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挑战与应对”主题论坛上发表演讲，分享了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些观察与看法。

近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上海苏河湾大会在上海市静安区隆重召开。本次大会以“金融助力经济复苏与全球合作”为主题，广泛邀请了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主权财富基金、国际与国内代表性金融机构和知名学者，围绕全球经济金融领域各方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希望在当前复杂环境下持续增进国际间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挑战与应对”主题论坛上发表演讲，分享了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些观察与看法。

管涛表示，第一，近年来中美经济体均呈现“两低一高”的运行状态。第二，7月份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措施，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以及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第三，任何政策选择都有利有弊，是利弊的权衡和目标的取舍。中国本次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是以结构性调整为主、政策刺激为辅。第四，下一步稳增长要管控好三大挑战，一是预期引导，二是风险防化；三是大国博弈。

第一，近年来中美经济均呈现“两低一高”的运行状态。

美国是低增长、低失业、高通胀，指向正产出缺口；中国是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指向负产出缺口。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4年复合平均增速均低于疫情前水平。美国低经济增长伴随低失业、高物价。目前美国实际失业率水平3.6%，劳动力市场偏紧。今年8月美国纽联储前主席表示，除非大家认为3.6%的失业率是新常态，否则美联储需要额外举措。此外，他还警告，尽管美国经济最近表现较好，但依旧没有摆脱风险，衰退只是推迟而非被避免。中国则始终强调“就业优先”，今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提出“要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并对下一步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

第二，7月份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措施，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一是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中国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意味着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仍有5%左右，仍处于中高速增长轨道。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复苏过程中，高通胀并非是制约条件，我们有条件用好正常的货币政策。建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延续、优化、完善并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

二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三年疫情给中国企业、家庭、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带来较大影响，即所谓的疫情“疤痕效应”。但疫情前就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比如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说明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并不完全由疫情造成。党的二十大指出，“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2023年7月6日，李强总理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结构性问题、周期性矛盾交织叠加。因此，稳增长不能仅靠强刺激，还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活力。

三是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旧增长动能放缓较快，而新增长动能没能跟上。过去国内经济主要依靠房地产、债务驱动，但随着房地产市场深刻调整，土地财政难以为继，7月政治局会议也将房地产调控、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作为防范化解风险的重点领域，托而不举。因此，根本上还是要培育增长新动能，包括科技创新、绿色经济、数字转型等，以此解决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问题。更长远来看，要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此应对人口红利消退、人口负增长的情况，维持甚至提高中国中高速的潜在经济增长。

四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尽管中国出口依然保持韧性，但去年四季度以来，外需连续四个季度对中国经济增长负贡献。稳增长关键是要扩大国内需求，但扩大投资和消费不能简单依靠刺激。一方面，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和使用，提高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另一方面，沿用疫情期间稳市场主体的政策，继续减税降费，保住就业机会，稳定收入，进而拉动消费；再一方面，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疏通经济循环的卡点和堵点，通过最终消费需求带来有效供给。

第三，任何政策选择都有利有弊，是利弊的权衡和目标的取舍。

大家耳熟能详的日本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核心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组合，前二者可以归总为政策刺激。各国的经济政策应对，大都可以区分为政策刺激和结构调整的孰轻孰重。中国本次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是以结构性调整为主、政策刺激为辅，其效果如何可以借鉴参考历史上的两次经验。

一次是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采取的是“政策刺激为辅、结构调整为主”的政策组合。结果，1998和1999年经济增速没能达成保八的目标，甚至一段时间内国企工人大量下岗分流，导致了通货紧缩压力。但是，2000年国企实现了全面扭亏为盈，经济增速恢复到8%以上，2001年底中国顺利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和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另一次是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时，我国实行了两年四万亿一揽子投资计划，以“政策刺激为主、结构调整为辅”。结果，2009、2010年经济实现V型反弹，但2011年以后经济增速持续下滑，2012年增速跌破8%，目前仍在下坡过程中。2015年以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去产能。2019年底重申“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其中之一就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从这个角度看，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本质上就是“长痛”和“短痛”的取舍，强刺激的政策应对短期内经济有可能会V型反弹，但后遗症不少，调结构的政策应对短期效果不明显，但中长期有可能更加可持续。

第四，下一步稳增长要管控好三大挑战。

一是预期引导。很多人讲稳住预期才能稳住增长，但当前阶段，或许只有稳住增长才可能稳住预期、提振信心。为此，一方面要努力达成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调控目标，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让市场主体有获得感和认同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二是风险防化。无论房地产风险还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都长期存在。经济下行过程中，相关风险可能会进一步暴露。对此，既要守住风险底线，又要避免重走老路。

三是大国博弈。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过程中，面临大国竞争和合作关系的新变化。中国能否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决定了大国关系里中国所处的位置。